四十年前有一天，新任广东习仲勋和他的一位部下发生了争吵。习仲勋生气地说：“你受党的教育这么多年，连社会主义都不理解，我撤你的职！”这位干部毫不示弱：“我不用你撤职，我现在就不干了！”弄得习仲勋非常尴尬，下不来台。
这场争吵和1978年的逃港潮有关。在新中国历史上，因为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差距，多次出现过广东宝安（深圳）及周边居民大规模偷渡香港的事件。比如1962年因为“大跃进”造成的饥荒，就有大批群众为了吃饱饭、求生存逃往香港。
1978年因为风向转变，阶级斗争消停，再次激起民众追求富裕生活的热情。宝安县发生9万多起逃港事件，被截留遣送的人源源不断，其中有不少党政干部。按照过去的观点，这是给社会主义抹黑，必须严厉打击，还要加强边境控制——这正是1962年以及文革时期对逃港事件的反应。

▲对逃港人员进行批斗
习仲勋刚到广东时，也认为逃港是当地干部群众的思想觉悟有问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表现。在一次工作会议上，他重申了这样的观点，却遭到一位当地干部的异议，于是就出现了上面所说的争吵。
但在会后习仲勋没有打击报复，给这位干部“穿小鞋”，而是四处了解情况。经过认真调查和思考，习仲勋意识到逃港问题的根源是大陆和香港的经济水平差距太大，真正的解决办法不是围追堵截，而是从经济着手，把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提上去。
1979年4月，习仲勋向提出建议，在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允许外商投资，兴办合资企业，发展旅游事业等等，得到、的支持。他还跟、谷牧（时任主管外贸的副总理）一起构思了经济特区的雏形，准备把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和试验场。兴奋地说：“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从这里杀出一条血路来！”
中国的对外开放从此拉开了大幕。
一
在发生“大逃港”的同一年，高层领导频繁出访。包括1978年5月谷牧率团赴西欧五国考察，以及1978年10月访问日本。其中谷牧牵头的西欧考察对高层领导干部的影响最大，它让很多人看到在宣传中“水深火热”的西方国家的经济繁荣与科技进步超乎想象，把中国远远抛在后面，他们感受到了“被开除球籍”的危险。
1979年7月，批准了广东、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报告，同时颁布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授予广东、福建两省在计划、财政、金融、物价方面较大的自主权；允许广东自行安排和经营本省的对外贸易，可以审批来料加工、补偿贸易、合资经营等事项；还确定在深圳、珠海、厦门、汕头试办经济特区。
但是特区的建设和对外开放并非一帆风顺。广东、福建的经济特区成立后不久就遭遇了阻力，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高层领导中出现了质疑的声音。
陈云是高层领导的经济权威。直到八十年代，他还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没有过时，西方的资本输出具有掠夺性，因此他对引进外资很谨慎，对创办特区始终抱怀疑和保守态度。1981年，他在一次讲话中表示，“要看到特区的有利方面，也要充分估计到特区带来的副作用。”
他认为中国有4个特区就够了，不能再搞新的特区。他还说，“现在搞特区，各省都想搞，都想开口子。如果那样，外国资本家和国内投机家统统出笼，大搞投机倒把就是了，所以不能那么搞。” 他特别强调，在上海、江浙地区不能搞特区，因为这些地方历来有商业投机的传统，政策一旦放开，必然产生混乱。
陈云的观点对经济政策产生了很大影响。
1982年1月，发布《加强市场管理、打击投机倒把和走私活动的指示》，掀起了一场经济整治运动。广东、福建是重点。1982年2月，书记处专门召开两省问题座谈会，要求地方按的精神一一落实。1982年4月，、再次发出文件，要求将打击经济犯罪作为全国工作的重点。
前面提到的“八大王”事件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
文件要求加强对外经济活动统一管理，除了国家指定单位严禁任何人从事对外经济活动；增加对农副产品的统购派购，减少议价产品的比重；控制沿海地区的企业奖金；等等。按照这些规定广东、福建被授予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就所剩无几了。
在召开两省问题会议时，任仲夷（1980年接替习仲勋继任的广东）被召集进京听取批评意见，并向作检讨。会议结束后他去找胡耀邦问：回到广东该如何传达北京的会议精神？胡耀邦回答：你自己决定。
任仲夷回到广东后，在扩大会议上淡化了自己在北京受到的批评，并表态说：“过去出的问题……我任仲夷负主要责任，因为我是第一书记。下面没有责任。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反对走私贩私、坚决打击经济犯罪，坚定不移地进行改革开放。”
这种态度让地方干部吃了定心丸。广东省委按照会议精神拟出七、八个治理文件，但是很多人不把文件当回事，还是按过去的方式工作，实际上避免了改革开放的大倒退。
二
对外开放何去何从，的态度至关重要。他在1982年前后关于沿海经济政策的争议中没有表态，或许是需要时间来印证自己的判断，或许是在等待一个恰当的时机，直到1984年，他才大张旗鼓地表态支持经济特区的建设。
这一年春节，来到广东、福建视察，亲眼目睹了对外开放带来的繁荣兴盛。

▲参观深圳建筑工地
在发达的商业设施、现代化工厂和摩天大楼背后是令人振奋的数字：1983年深圳的工农业总产值与1978年相比，增长了11倍，财政收入增长了10倍，外汇收入增加2倍，基本建设投资比建国后30年的总和增加了20倍……这让看到了一个对外贸易繁荣、商品供应充足、经济发展迅速的特区。
用题词表达了他的态度：“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回到北京后，他找几位领导人谈话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除现在的特区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点，增加几个港口城市。”此后中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1984年4月、决定，沿海14个港口城市实行对外开放，其中12个城市开办经济技术开发区，授予类似特区的优惠政策。1985年2月，批准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闽南厦门、漳州、泉州三角地区的61个市县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1990年4月，、决定，比照经济特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政策，开放上海浦东新区。
1992年，视察南方讲话以后，对长江中下游的6个港口城市实行开放；另有13个内陆边境城市实行对外开放。同时还批准全国所有省会城市执行沿海开放城市的经济政策。到1994年，中国的开放地区已经遍布沿海、沿江、沿边和内地重要城市，覆盖354个市县，55万平方公里，3.3亿人口；还建立了52个高新技术开发区、11个接待境外游客的旅游度假区。
到此为止，中国的经济开放度（进出口总额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78年的9.79%提高到1994年的45.3%；出口从1978年的97.5亿美元增加到1994年的1210亿美元；引进外资达到了432亿美元。
三
当然，这一波对外开放跟后来加入WTO相比影响是不够的，但仍然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它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商业利益和发展动力：它意味着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也为中国市场提供了更丰富多样的商品；外资的进入带来了各种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使中国的产业水平和生产效率随之提高。
特区由于在投资和贸易上有较大的自主权，实际上摆脱了计划经济的控制，发展速度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并且特区的窗口示范效应，也对中国市场化改革产生了巨大影响。

▲深圳（中英街）是改革开放早期的“购物天堂”
随着“特区”、“开发区”、“自由贸易区”数量增多、区域扩大，拥有经济自主权的企业和个人越来越多，商业活动的空间和范围也随之拓展。这是一个市场秩序不断深化扩散的过程，构成了中国市场化改革的重要内容。
对外开放也对体制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因为有了中外经济体系的沟通与合作，当国内政局导致改革停滞或倒退时，往往引起国际舆论和外商投资的担忧，对执政者造成压力。
1987年国内“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时，有两千多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联名写信给及表示反对，著名的诺贝尔奖得主科学家李远哲和一批华裔学者也写信给领导人表示担忧。外商对中国的投资环境产生了顾虑，有些已经签订合同的投资项目停顿下来。这些压力对“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早日收场起到了重要作用。
同样，在两年后的风波以后，改革形势发生逆转，外资进入大量减少，对外贸易几乎中断，国际舆论对中国改革前景一片悲观。不能容忍这种情况长期存在，于是在1991至1992年发动攻势，大力重启市场化改革，才扭转了局面。
最不可忽略的是对外开放在思想文化上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在中国对外开放过程中，广泛的中外合作与人员交流给中国带来大量的外部信息，颠覆了原有的宣传和思想教条，让很多人反思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和根源。
总之，由于引进外资、出口商品和对外合作，中国成为了世界市场的一部分；国外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思想文化的引入也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并且由于国际环境的约束，很多时候阻止了改革的倒退。可以说，改革与开放是一体两面的，没有改革就没有开放，改革命运系于开放。
中国的对外开放起于经济特区。40年前，那位普通干部的话一定触动过习仲勋，并预示了历史变化的方向——他说：“我们这边整年没日没夜地干，还是没吃没穿；但是逃到那边去的人，只干一年什么都有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