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余华作为先锋作家，在小说《活着》中,用命运作为小说的结构，通过对七次死亡的展示，向人们叙说“活着”的艰难，这正是余华在这部小说中展示自己对命运的理解。余华用看似传统却是冷酷的叙述，把一群普通人生活的历史情状一次次推向了极端，一个苦难接着一个苦难，让人物在极端的痛苦中，展示他们和命运的对话、无奈和挣扎，这就是死亡。小说《活着》留下的更多的是关于我们每个人对现实生存意义的永恒思考，这是一部人物命运的发展史，探究小说的人物性格与命运，从而引发与小说相关的话题，《活着》没有向我们表明作为人应该怎样活着，在追问与被追问的过程中，我们应更加严肃地去看待现实生活中每一个个体生命，人活着没有任何理由，就是为活着而活着。
关键词：余华 《活着》 现实性 命运
人为什么活着？这是一代又一代人都在刨根纠底提出的没有定案的大问题。余华曾这样说，写作过程让我明白，人就是为活着而活着，没有任何其他的理由，这是任何生命最基本的关系。生命要求他活着，他就活着。在《活着》韩文版自序中，作者更加直接地表达了自己较为明确的个人观点：“这部作品的题目叫《活着》，作为一个词语，“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痛苦，无聊和平庸。”作者的这种诠释是有着其现实指向的，特别是在当今越来越物质化和功利化的社会里，人们已很少去追寻人生存在的价值意义，更多的人似乎更热衷于关心个体生命的活着本身，即使是那些人们常说的“只要活着就好”、“好死不如赖活着”等以前在我们看来非常消极的话语，在民间立场里却传达出一种普通人对生命的最真实的愿望，在这种老百姓的生存哲学里其实也就包含了生命的一定内涵。
一、七个人的死亡构成一部《活着》的“现实”
《活着》一书中，余华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主人公是个农民，一个老年的中国农民，对来民间采风的青年学者叙述属于自己的故事。他说他年轻时代因为赌博败了家，然后就厄运不断：父亲被他气死；他被抓了壮丁；后来母亲病死了；女儿哑巴了；儿子因为抢救县长的老婆被抽血，抽死了；后来老婆也病死了；女儿难产死了；女婿工地上出事也死了；剩下了一个外孙，那几乎是他一生中的寄托，世上惟一的亲人了，但也死了，死的方式是特别的：因为饥饿，吃了足量的豆子而噎死。老人失去了最后的亲人就买了一头老牛，老牛成了他生活中新的寄托。
余华在看似传统的叙述中，用一如既往的冷酷的叙述把叙述一次次推向了极端，让人物在极端的命运前，展示他们和命运的对话、无奈和挣扎，就是死亡。也就是说余华重新在这部小说中展示着自己对命运的理解，重新使用着他常用的极端的叙述。尽管这种叙述表面不是那样血腥和惨烈，但他给读者传达的那种无时无刻不在的命运感，那种人类面对现实的无奈，着实残忍，比血腥更血腥。余华在这部被人称作传统的小说中，动用了他先锋作家的意识：用命运作为小说的结构，通过对七次死亡的展示，向人们叙说“活着”的艰难。这就是作家的现实，他理解和感受的现实。对于熟悉了中国传统现实主义小说叙述的读者们会对余华的故事大为不解，他们会问这故事是真的吗?如果不是，那么余华不是太残酷了吗?事实上，按照中国作家通常的写作经验，写作是对现实的表现，要如实地表现现实火热的生活。余华显然是不合格的，因为他故事中的现实在现在的中国肯定已经不在，那么他是在反映历史了，但历史已经离开我们那么遥远。他靠什么反映，又如何使得自己的作品真实可信。余华对此也有自己的看法：“苦重要的不是对苦的经历，而是对苦的感受，所以，我与我同时代的许多人相比不应该算是最幸福的但也不会是最苦的，但是我觉得我在承受苦难的能力上比他们更脆弱，也可能更敏感。”余华抓住了人物命运中最关键的特征：苦难。因此他所有的人物就在命运的摆布下受苦，这当然有些宿命论的思想，但正是这种思想让余华感到了生命的不可把握——借着福贵这个人物，他让他一次次地面对着死亡，七次的亲人的死亡，七次命运的捉弄，而且是失去亲人的捉弄，让他充分地感受到什么是苦难。如果说在余华以往的作品中比如《在细雨中呼喊》《鲜血梅花》中我们没有透彻地感受到苦难的无处不在，命运对苦难的操纵，那么《活着》就是对苦难最形象的大展示和排演，一个苦难接着一个苦难让人应接不暇，令人窒息而压抑，以至于读者会在一次次余华冷静的叙述中要哭出声来。
余华用对命运的理解诠释着现实的残酷，用他冷酷的叙述诠释着什么是真的苦难。读者会在他的叙述中进入阅读，在不可思议和惊讶不已地阅读中认识到另一个真实，那就是余华用自己的叙述展示的真实。用余华的话说就是：我的残忍和生命的残忍相比，那是小巫见大巫了。曾有人说“余华显然把生活推到了某种极端的状态，他的故事和人物都令人难以置信。但是，余华第一次直面描写了生活最粗陋而远离常理的区域，却也给人们某种震撼。”这虽然是他当时对余华中短篇小说的赞誉，但对于《活着》一样适用。
二、用“轻”表达“重”的叙述方式
用轻的方式表达重的含义在《活着》这部作品中表现的很明显，虽然《活着》用老人福贵的口讲述着福贵自己的一生，其实就是讲述他的七次面对亲人死亡的经历，每一个人的死亡都可能是对福贵的打击。然而我们通过余华的叙述得到的印象是：一切惨烈的结果在老人福贵的讲述里都那么波澜不惊，大有沧桑之后的平静，像风暴之后的港湾。这是需要人生大的历炼的，只有看透了生死看透了命运的人才能够面对死亡时平静自若。当面对第一个亲人父亲的死亡时，余华是这样安排他的叙述的：
我脑袋嗡的一下，拼命往村口跑，跑到粪缸前时我爹已经断气了，我又推又喊，我爹就是不理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站起来往回看，看到我娘扭着小脚又哭又喊的跑来，家珍抱着凤霞跟在后面。我爹死后，我像是染上了瘟疫一样浑身无力，整日坐在茅屋前的地上一会儿眼泪汪汪一会儿唉声叹气……
当福贵在诉说母亲的死时，余华也用了冷静的笔调，如同一个神往的人在讲述一个与自己不相干的事情“我离家两个月多一点，我娘就死了。家珍告诉我，我娘死前一遍一遍对家珍说：‘福贵不会是去赌钱的。’……可怜她死的时候，还不知道我在什么地方。”当面对儿子的死亡时。余华用了人物的对话和行为描写，在这里我们看不见人的内心独自但我们看到了人物的内心世界，这种心理描写的方法也是余华在他的许多作品中一直使用的。
“医生，我儿子还活着吗?”医生抬起他的头看了我很久，才问：“你是说徐有庆?”我急忙点点头，医生又问：“你有几个儿子?”我的腿马上就软了，站在那里哆嗦起来，我说：“我只有一个儿子，求你行行好，救活他吧。”医生点点头，表示知道了，可他又说：“你为什么只生一个儿子?”这叫我怎么回答呢?我急了，问他：“我儿子还活着吗?”他摇摇头说：“死了。”我一下子就看不见医生了，脑袋里黑乎乎一片，只有眼泪哗哗地掉出来，半晌我才问医生：“我儿子在哪里?”有庆一个人躺在一间小屋子里，那张床是用砖头搭成的。我进去时天还没有黑，看到有庆的小身子躺在上面，又瘦又小，身子穿的是家珍最后给他做的衣服。我儿子闭着眼睛，嘴巴也闭得很紧。我有庆有庆叫了好几声，有庆一动不动，我就知道他真死了。
在这里我们还可以发现，即使是在处理死亡，余华还通过讽刺甚至几近幽默的叙述，使得面对儿子的死亡时甚至有些滑稽，一个父亲的滑稽，一个医院的滑稽，一个特有时代的滑稽，而通过这些看似漫不经心而有些滑稽的事件里，余华传达给我们的是内心的沉重。一个少年的命就这么白白葬送，因为他是在给县长的老婆输血。为了常权贵，百姓的生命就可以轻易丧失！余华是愤怒的，但余华把那种内心的愤怒用他的语言叙述着，让我们看见了厚厚海底冰山的形状。这恐怕就是余华所说的“重”。
面对第四次的死亡是女儿凤霞之死。
那天雪下得特别大，凤霞死后躺到了那间小屋里。我去看她，一见到那间屋子就走不进去了，十多年前有庆也是死在这里的。我站在雪里听着二喜在里面一遍遍叫着凤霞，心里疼得蹲在了地上。雪花飘着落下来，我看不清那屋子的门，只听到二喜在里面又哭又喊……他走到门口，对我说：“我要大的，他们给了我小的。”
似乎再大的悲痛在老人福贵的叙述中都那么风平浪静了，那是余华的叙述更是其符合人物个性身份的叙述：毕竟对于福贵这事情已经过去多年了。余华曾经在创作谈中也说过，写人物一定要“贴”着人物写，大的构思可以虚构可以现代派，但细节一定要真实。七次的死亡构思可能有些残酷地不真实了，但七次死亡的细节，作者用一个老人的视角让他们一一展现，而且七方面符合福贵的身份，一方面照应了自己的叙述风格，这的确不容易。
第五次的死亡是妻子家珍的死亡。
家珍捏着我的手凉了，我去摸她的手臂，她的手臂是一截一截的凉下去，那时候她的两条腿也凉了，她全身都凉了，只有胸口还有一块地方暖和着，我的手贴在家珍胸口上，胸口的热气像从我手指缝里一点一点漏了出来。她捏住我的手后来一松，就摊在了我的胳膊上。
仍然是用轻的笔法表现重的意义。“轻”表现在用余华特有的感受力，表达了对死亡过程的感受：死亡是一截一截临近，而且是一点一点地漏走的。在对死亡的细致感受中，死亡的悲愤、死亡的难舍、死亡的无奈全部精致地刻画出来了。
家珍死得很好，死得平平安安，干干净净，死后一点是非都没有留下，不像村里有些女人，死了还有人说闲话。
这是福贵的叙述，余华用这样看似清闲的话语，有一种对人物阿Q似的漫画笔法，显示一个人生存的悲剧，活着就是不让人死后说闲话。这难道就是一个女人的一生?嘲讽和无奈的追问在文字下面潜隐着余华的伤感。
然后就是女婿二喜的死亡。
我老了，受不了那些。去领二喜时，我一见到那屋子，就摔在了地上。我是和二喜一样被抬出那家医院的。
亲人的死亡已经让老人有些不堪重负，所以对待二喜的死他没有太多的话语了。他还有一个外孙，他需要抚养他成人，那几乎已经是他世上惟一的亲人了。本来对于老人的6次死亡打击已经够狠了，读者在一次次为福贵的命运叹气的时候，他们怀揣着一点安慰那就是福贵还有一个外孙苦根活着，那可以算是一个寄托了，不然他也太惨了。然而余华连最后一点人间的温情也没有给福贵和读者留下，他的血腥和残忍一样通过他冷静轻松的笔调表达着：这就是现实就是命运的所在，你们所要知道的苦难就是这样!
接着，余华安排了苦根的死亡，在安排苦根的死亡时余华安排了许多苦根和福贵的欢乐时光，叙述本来在一幅天伦之乐中行进着，突然就出现了意外，
苦根是吃豆子撑死的，这孩子不是嘴馋，是我家太穷，村里谁家的孩子都过的比苦根好。就是豆子，苦根也是难得能吃上。我是老昏头了，给苦根煮了那么多豆子，我老得又笨又蠢，害死了苦根。
依旧是老人的轻描淡写，余华让他的叙述即使到了死亡的高潮：最后一个亲人的死亡也没有突破冷静的叙述风格，在冷冷的叙述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人一生的苦味，看到的是撑死的事件发生了——这本不该在正常的世界发生的事情。即使在叙述这样的高潮，余华还是让人物的行动停止，心脏停止了跳动。我们只能听见一些喃喃低语，那种压抑的要刺破心脏的低语。那是一个被七重死亡事件重压的老人，他已经无话可说：他只有喃喃自语，只有在这些已经魂不守舍的低语里让回忆的刀尖切割自己的灵魂——但这些都不会在余华的文字里出现，余华的心理描写就是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内心描写——他却让人物的内心在冷静的叙述里浮现了。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余华用“轻”表达“重”的时候，他人物内心描写的方法无疑起了很大的作用。
三、现实中的《活着》
余华用命运结构小说，通过对七次死亡的展示，向人们叙说在现实中“活着”的艰难。这是作家理解和感受的现实。余华认为，现实就是苦难。他说：“苦，重要的不是对苦的经历。而是对苦的感受。”他抓住了人物命运中最关键的特征——苦难。因此，他所有的人物都在命运的摆布下受苦。这种思想是十分沉重的，但《活着》中所表现出的是他借用老人福贵的口讲述着福贵自己的一生，其实就是讲述他的七次面对亲人死亡的经历，每一次都是对福贵沉重的打击，然而，只有看透了人生的人，才能够面对死亡时平静自若。但在这平静自若中却有一股生命之泉支撑着他，让他能够平静地活着。余华确实足以冷静克制的叙述方式，展现了主人公福贵在苦难和死亡面前的生命情感。从表面上看，福贵的爱恨悲喜似乎平淡如水，实际上却是一种经过打磨的褪色了的情感，福贵的情感洪流早已在岁月流逝中渐渐平息下来，转化为一种饱经忧患之后的超然与知命。一旦知命，人们就能化悲为喜，举重若轻，以平静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例如，小说中福贵背妻予到坟头看望儿子的一段文字。叙述者就以平静的叙句，使难言的悲痛如盐在水：“家珍让我再背她到村口看看，到了村口，我的衣领都湿透了，家珍哭着说：‘有庆不会在这条路上跑来了，我看见那条弯曲着通向城里的小路，听不到我儿子赤脚跑来的声音。日光照在路上，像是撒满了盐。’”
一位文艺理论家说：“某种特定的叙事模式必然积淀着某种特定的历史内容和某种特定的心理情绪。”余华由于在小说中注入了对民族的双重反思，渗入了自己对未来的理想，所以叙述的策略上进行了在理智控制下的人工操作。引进了作为中介的叙事者“我”，“我”的出现蕴含着两方面的含义，一者，由于“我”被委托叙述，福贵的苦难便减少了直观性；同时，由于“我”再三地插入小说来中断叙述，死亡的节奏就得到很大的缓和，从而死亡事件所积累的感伤情绪在时空的不停转换中得以淡化。另者，“我”是一位收集民歌的青年人，代表民族的未来和希望，在福贵精神的感召下，“我内心涌上一股难言的温情，仿佛是一片青草在风中摇曳，我看到宁静在遥远处波动”。因此，在小说中“我’就成了福贵精神的继承者，在这种精神的滋润下着眼现在、开拓未来。这正如福柯的论断：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年代，重要的是讲述话语的年代。
四、《活着》是一部命运的发展史
《活着》没有向我们表明作为人应该怎样活着，只是给我们讲述了一群普通人在历史的向度里是怎样活着的，可以说，《活着》是一部人物命运的发展史。福贵输光家产后，父亲被他活活气死，不久母亲也不治身亡，十多年后，可爱懂事的儿子有庆在为难产的县长夫人献血时，被医生抽血过量身亡，相濡以沫，患难与共的妻子因积劳成疾故去，女婿也意外被楼板砸死，生命的最后寄托——外孙苦根也因多吃了煮熟的豆子而胀死。这一切使我们不禁感慨生命是这样的脆弱，这样的容易消逝。曾经“大福大贵”的福根因嗜赌而输光家产后，成了一贫如洗的佃农，在他拿着家里仅有的两块银元去为母亲请郎中医病时，与人争执打架，莫名其妙地被抓了壮丁，当上了“国军”经历了一番战场上的惊险之后，又幸运地成了解放军的俘虏，被平安遣返回家，依旧过他的日子。而靠赌发了财的龙二拥有了福贵的田产，成了大地主，风光了几年之后，却在土改之中被毙掉，成了福贵的替死鬼。在战场上打来打去没打死的刘春生后来当了县长，可数年后又赶上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受尽批斗之苦的他终于上吊自杀，了结了一生。从这三个人物身上，我们看到命运总是这样的变幻无常，总是这样难以把握。
活着到底为什么？这是我们永远的追问。没有死亡，便没有生命；没有历史，便没有未来。面对“活着”的人们，我感到一种亲切，一种领悟，一种从辽阔、宽厚的大地下面传达出来的声音：“我看到广阔的土地袒露着结实的胸膛，那是召唤的姿态，就像女人召唤着她们的儿女，土地召唤着黑夜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