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城（1956—1993）是著名的中国朦胧诗派的代表人物，被称为当代“唯灵浪漫主义”诗人。他对中国古典文学有其独到的感会和体悟。顾城于1987年便开始游历欧洲做文化交流；1988年，顾城赴新西兰，被奥克兰大学聘为亚语系教授，讲授中国古典文学。顾城对《红楼梦》可谓推崇备至，他在诸多场合都表现出对《红楼梦》的喜爱：1992年4月26日，身处柏林的顾城同友人谈到：“我喜欢中国式的语言。我读《红楼梦》，可以来来回回读两年。那它就是漂亮……《红楼梦》那样的文字波澜开阔、柔和镇定，它讲说的过程就美丽无比，就先不说里边的人物了。”；同年7月9日，在德学生座谈会上，顾城再次感慨道：“有一本小说真让我服了，就是《红楼梦》，那个真不知道怎么写出来的。”；更被众人所熟知的，是他与斯洛伐克社会学院教授高利克那次著名的关于《红楼梦》的对话，在此次对话中，顾城系统地讲解了他由《红楼梦》中申发出来的“女儿性”思想，此次对话由谢烨整理成《“浮士德”·“红楼梦”·女儿性》一文，发表于《上海文学》1993年第1期。此后“女儿性”更成为“顾城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顾城喜欢《红楼梦》中“恍若隔世的泪水人生”，欣赏《红楼梦》中“如水的古代心境”，认为《红楼梦》是中国“美的文化”的代表，甚至曾经直言道：“中国是什么？中国对于我来说就成为这么一片柔和的诗的声音，就是这么一个《红楼梦》的梦想，它不是那么一个规则了。”在顾城零星的笔记中，更留下了这样的文字：“《红楼》的完美，给我们剩下的是一个粗鄙的世界，以及再无可能。”关于《红楼梦》，顾城还有更多的自成系统的论述，散见于四卷本《顾城文选》。“《顾城文选》于2005—2007年间出齐，计约155万字，收录了顾城诗歌之外的散文性文字，惜乎流通不广，识者未众。”顾城的很多“红学”观点亦“尘封”于此，在学界没有引发广泛的讨论。本文拟较为全面地概括顾城对《红楼梦》的思考和其思想形成的原因与得失，并反思顾城思想对《红楼梦》学术研究的意义。
一．顾城论“薛宝钗”
“宝钗藏奸论”在“薛宝钗”人物接受史上，可谓由来已久。戴潮声在《读红楼梦记》中有这样一段描述“薛宝钗”在小说批评家笔下境遇的文字：“‘奸险’成为她不能脱卸的形容词。温和容忍的美德被指为藏奸，仁慈宽厚被认为牢笼的手段，一位稳重大方的女孩子却硬要拿谋权夺国的曹瞒来比照她，一切的罪恶都推在她一个人的身上，压榨得简直透不过气来。”就“薛宝钗”的此种境遇，顾城论道：“薛宝钗，人家都说他圆滑、势力。其实她是一个‘白茫茫大地好干净’的人。她不说。她的屋子里什么都不摆，一片白色。”单凭这一段话，肯定难以令持着“宝钗藏奸论”的红学家们信服。须知，在绵延已久的“钗黛之争”历史中，“宝钗藏奸论”者们早已阐发出一套完整的理论系统，并持此为“拥黛”派的惜黛怜黛者们打下了一片天下。幸好顾城也是“有备而来”。让我们梳理一下顾城的观点，看看顾城是如何与“宝钗藏奸论”持有者“过招”的。
“宝钗藏奸”，顾名思义，意指宝钗内心不怀好意、藏有奸邪之念。那么宝钗内心之中究竟藏有什么奸邪之念呢？“藏奸论”者们认为，宝钗一心想要破坏宝玉和黛玉的爱情结晶，以便成全自己和宝玉的婚姻。所谓“宝钗谦恭，以夺林婚”是也；所谓“见宝黛二人情意深厚，便想出千方百计，以夺宝黛姻缘”是也；在“薛宝钗出闺成大礼”一节，姚燮的“发言”颇具代表性：“姐姐之赶妹妹也，费煞苦心，其巴结尊上，和悦同辈，俯循下人，但在远大处，预为地。故但见小心谨慎，大度优容，无纤芥之失，盖诸人皆受其笼络，而愿望始酬。”也就是说，薛宝钗无论做什么事，其背后的目的都是“赶妹妹”。对此顾城有不同的观点：“（薛宝钗）对针锋麦芒的黛玉都意外爱护，赠诗送药。小心人读此多以为是她伎俩，其实不然，宝钗还是知人品性、清浊，她看黛玉倒是较宝玉为重。其实她又何尝看得上宝玉。”；“薛宝钗，她看不上贾宝玉，没有爱情这回事。……包括出嫁，都是无所谓的。”顾城一再强调：“实际上，她（薛宝钗）根本看不上宝玉，但她无所谓。”这些话乍看起来好似薛宝钗“辩白史”里的老生常谈：高阳说：“宝钗不看重‘金玉良缘’，则宝钗以黛玉为情敌的看法，即不能成立。”梁归智也说：“按雪芹原作，宝钗根本未和黛玉争宝玉，她绝不是一个‘一心想登上宝二奶奶的宝座’的阴谋家和伪君子。”但这些辩白者们不再进一步阐述宝钗不看重“金玉良缘”、不争宝玉的原因，而又予人口实，或强调宝钗是一个遵守道德礼教的完美淑女，或空说宝钗是一个宽宏大量、温柔敦厚的高士。表面上虽然否定了宝钗之“奸”，实际上却坐实了宝钗之“藏”。于是一切都成为了“假撇清”：你有“蘅芜君兰言解疑癖”、“金兰契互剖金兰语”，我有“从而誉之，从而谅之，且从而亲厚之……并能使黛玉亦忘其相忌”；你有“送土仪”，我有“慰杀”；你有“心地纯厚，见识高超，处处容忍退让，事事为人设想”，我有“此乡愿所以为德之贼也”。顾城并没有重蹈这些辩白者们的覆辙，他阐释道：“（薛宝钗）应物不藏，对她都是跟自己关系不大，她只是做得合适罢了。一个无所求的人，你是不能以世俗经验推想她为什么，要什么的；她的行为中没有目的，就像‘月映万川’，没有目的，只是现象罢了。”“应物不藏”出自《庄子·内篇·应帝王》——“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逆，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意思是“应和事物本身从不有所隐藏”。顾城不止于否定宝钗之“奸”，直点出宝钗是一个“应物不藏”的人，这是很有识见的。接着，顾城马上又对“宝钗藏奸”论者们的方法论提出了质疑，认为“以世俗经验推想无所求之人”这样的做法很值得商榷，因为宝钗是从无所谓、不含目的之人，不在世俗逻辑的解决范畴之内。“藏奸论”持有者无法直接论证宝钗之“有目的”，所以身上时刻背着一个“藏”字作挡箭牌；顾城放话说宝钗“行为中没有目的”，又何以能自圆其说呢？对此，顾城也有自己的解释：“她的一件件事都做得合适，是因为并无所求。”顾城认为，从薛宝钗日常生活中臻于完美的行为举动，并不是“藏奸”的结果，恰恰是相反——“并无所求”的结果。顾城为什么会这样认为呢？这还源于顾城“执者失之”的哲学观：“人有一个目的以后，他逻辑就改变了。”顾城认为，人一旦持有目的，他的自然性就受到损坏：“我想当一个诗人的时候，我就失去了诗，我想当一个人的时候，我就失去了我自己；在你什么也不想要的时候，一切如期而来。”所以顾城认为，薛宝钗其“滴水不漏”的个人行为，恰是其“月映万川”“应物不藏”的最佳反证；所以顾城说：“其实她（薛宝钗）是天然生性空无的人，并不须在‘找’中‘执’中参透看破。”
顾城这样评价宝钗的行事做派：
她无求无喜，却一切有度，不是无可奈何的折中，却是一种‘合适’。这‘合适’的法则举世无例，所以也不拘泥。所做大体是公正，名分上的事自去做。
她是真正无所谓的人。可是她一切事情都做，一切事情都做得合适；她不求目的，她只有一个‘合适’。这就是中庸之道。这种‘合适’它又很微妙，这个人应这个事，它合适；他们俩之间这样做合适——它是随机应变的，又是先验的。这个‘合适’蕴含在她的所有内里外在中间。
若只用一个关键词来统括这段评价中的核心内容，这个词就是“合适”。牟宗三在《红楼梦悲剧之演成》中早就点出薛宝钗“道中庸而极高明”，将薛宝钗的“中庸之道”理解为“合适”，这又是一个十分具有“顾城特色”的“薛宝钗人物论”观点。顾城的这个“合适”很有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意味，用顾城自己的话说，这个“合适”既是“先验的”，又是“随机应变的”；其微妙之处，在于“这个人应这个事，它合适”，而薛宝钗这个人在顾城看来又是“不求目的”的：“她不求目的，她只有一个合适。”所以顾城口中的这个“合适”又与“不求目的”互为表里。顾城认为，有没有目的是“物动”和“精神动”的区别所在：“物动”是为目的而动，可以认为是一种“盲动”；“精神动”因为目的只在自身，轨道不可改换，前行不可遏制，是一种“清清楚楚的动”。这下我们明白，这个“合适”就是“精神动”的结果：因为“轨道不可改换”，所以它“先验”；因为“前行不可遏制”，所以它“随机应变”。“合适”就是“清清楚楚”。顾城这样形容无目的的“精神动”：“‘春来发几枝’——自然的生长”。原来在顾城看来，薛宝钗的“不以自身以外的目的为目的”与“合适”，都是所谓的“自然的生长”。“花儿并不需要你的研究，也不会为你的研究著作而开放。”同理，薛宝钗也并不需要我们以世俗经验去推想她，她这个人也并不会因为“藏奸论”的存在而“变得”虚伪。
顾城不是专门从事《红楼梦》研究的学者，但这并不代表他在下结论之前没有经过严格的逻辑推演；相反地我们发现，顾城对“薛宝钗”这个人物，无论是主体上的把握还是细枝末节处的评价，都显出一种自成系统、体系完善的“科学性”。作为一个诗人，顾城并不像专业学者一样去切合文本以落实评价，他直抒胸臆地表达自己的感悟：“林黛玉对宝钗（一直心怀恐惧，这个恐惧是一种对未知的恐惧）是一个例外。她无法明白宝钗的心之所在。”；“宝钗的空和宝玉有所不同，就是她空而无我；她知道生活毫无意义，所以不会执留，为失败而伤心；她又知道这就是全部的意义，做一点女红，或宽慰母亲。她知道空无，却不会像宝玉一样移情于空无，因为她生性平和，空到了无情可移。这也许就是儒家生活的奥秘。她永远不会出家，死，成为神秘主义者，那都是自怨自艾的人的道路。她会活下去，成为生活本身。”“心无所住”、“空而无我”、“无情可移”……若用学术的标准来衡量，这些结论都是不可靠的，因为它们无从辨别，有些甚至永远无法考证；但这些评论仍旧表现出一个诗人阅读《红楼梦》时的深邃的思考。整体来看，顾城这套自成系统的“薛宝钗人物论”，未必尽能服众，甚至可能会被认为是“无稽之谈”，但这位诗人大胆而新颖的思考问题的方式，难道没有给我们带来启迪和鼓励？这些“过早”下出的“草率”结论，以“一己之力”顶住了“宝钗藏奸论”的压力，以其独特的哲学系统“自立脚跟”，难道不值得我们珍惜？顾城以其独特的诗人视角，带我们领略了他对“薛宝钗”这个人物的理解，其所“洞见”到的“应物不藏”、“执者失之”、“生性空无”和“自然生长”等诸多结论，至今依然独具魅力。
二．顾城谈《红楼梦》的“女儿性”
《红楼梦》中的“女性崇拜”意识可谓众所周知，也最受顾城重视。学者樊星指出：“顾城对《红楼梦》的‘女性崇拜’主题中蕴含的现代性进行了颇有新意的阐发。”其实，顾城对《红楼梦》中的“女性崇拜”主题不止于“阐发”而已：在融入了自己的理解之后，顾城将之总结升华为“女儿性”这一概念：“《红楼梦》写了一个中国人从来没有写的事情，就是‘女儿性’——女儿的性情。”他认为‘女儿性’是《红楼梦》之所以伟大的最重要原因：“其实中国啊，它没有神；它有一个什么呢，我跟人家说，它有一个‘女儿性’。‘女儿性’并非女儿也非女孩儿，它是一种特别微妙的灵动。《红楼梦》的出色并不在于它写了那么多事，而在它写出了亘古一新的那样一种自在、清净、独断的‘女儿性’。”可见，顾城已经把“女儿性”提升到了“神”的、宗教的高度。顾城曾坦言，“女儿性”是他最喜爱的一个题目，是他的一个信仰。甚至放言道：“那么多人研讨《红楼梦》，讲得太多了。可是我说《红楼梦》讲的就是一个‘女儿性’。”这话听起来未免武断，但终究令人好奇：顾城口口声声说的“女儿性”到底是什么？真的有那么神奇？
“女儿性”这个词汇对《红楼梦》的读者来说可谓“既陌生又熟悉”，因为在《红楼梦》中我们虽然并不能直接见到“女儿性”这三个字，却常能见到“女儿”这两个字：“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这女儿两个字，及尊贵、极清净的，比那阿弥陀佛、元始天尊的这两个宝号还更尊荣无对的呢！”与其说“女儿性”这个词是顾城的“创造”，不如说这是他在《红楼梦》基础上的“再创造”。在与高利克对谈时，顾城给“女儿性”下了一个定义：“我们这里所说的女儿性，是通过女儿表现出来的，或者说是女儿固有的那种微妙的天性，此性即色即空、无树无台，亦无尘埃，只象一朵花映出了她的微笑。”在下定义时，顾城依旧表现出一种以“特征描述”代“概念解释”的倾向，在其描述过程中也尽显出一种“禅宗”的意味。但无论诗人的语言如何玄妙，其所指向的对象还是《红楼梦》中的女儿性情。顾城认为，《红楼梦》中的女儿性情具体表现为清净、自在和独断这三大特性，并且是与“禅宗”思想相整合的。《红楼梦》中的女儿性情，就是“女儿性”，就是“永恒女性之光辉”。“女儿性”能使我们感受到真正的生命的美丽，能使我们的生活和语言具有意义：“就像春天使万物有了生机一样。”
具体而言，“女儿性”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光辉呢？顾城是这么说的：“那是光明升起来的时刻，生命中有一种愿望，它总是要脱离黑暗，脱离混沌，脱离重力，使自身和万物都处在清澈干净中间；‘相思’就近似这样的状态，永恒的女性就是这样的一片光辉。”就哲学性思考而言，此即康德所探讨的个人自然欲求与社会道德律令之间的矛盾：“人有一种社会化的倾向，因为在这种状态中他感到自己不仅仅是人，即比发展他的自然才能要更多一点。但是，他又有一种个体化自身的强烈倾向，因为他同时又要求事物都按自己的心愿摆布非社会的本性，于是这在所有方面都发现对抗。”笔者认为，就顾城的此种描述而言，我们完全可以把顾城的“女儿性”理解成为一种人类的非社会化本性。顾城同时抓住《浮士德》中“永恒之女性，引导我们走”这句话，认为“女性呈现出来的灵性的、上天的光芒”是中西方的共同欲求。但在对待、处理这个共同欲求时，中西方则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和做法。顾城以《浮士德》为西方文化之代表，认为书中“真美呵，你留下来吧”这句话证明，西方文化是深陷在精神与存在的冲突之中的：“他们在现实中要这个精神，要显耀这一精神，要这一精神在现实中的胜利，唯此不能获得存在的感觉。”与《浮士德》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红楼梦》。顾城认为融会于《红楼梦》中的是一种“相思”的过程，这个过程“不说不求，静在其中”：“它中间那么重的情，但是不说‘真美呵，你留下来吧’，没有‘我爱你’这个话。他们看过去就是说话、吃饭呵，随便地写些诗词呵，而它是一个充满默契的过程；最核心的字不说，心有灵犀一点通。”尽管宝玉和黛玉之间有着非常深切的感情，但在他们相爱的过程中从来没有“我爱你”这句话，完全是两个心性的显现过程，这在顾城看来是东方的一个智慧，也是中国文化非常成熟的一个表现：“它让精神归精神，存在归存在；避免了这个相撞，也就避免了冲突。”这个“成熟”也是“保存美丽的唯一方法”。浮士德说出“真美呵，你留下来吧”之后立即倒地死亡，更令顾城坚信西方的征服精神并不足取：“《红楼梦》体现出了中国精神的一个特别美妙的部分，这个美妙的部分我觉得在西方文学里本来是个绝望的部分，就是浮士德的那个‘真美呵，你停下来吧’，但是就消失了的部分，它不停下来。执者失之嘛。”而贾宝玉表现出的“相思”精神则得到了顾城由衷的欣赏：“他爱不是为了肉体，这是中国文化最精美的地方。”在顾城眼里，贾宝玉对女孩子的怜惜和林黛玉自身的怜惜是一致的，完全是对于自身的、本性的信仰和热爱：“正是这种洁净的热爱，使他们洁身自好。”由《浮士德》、《红楼梦》比较可见，“女儿性”虽为东西方所共有，但西方在“征服”过程中失去，东方在“相思”过程中使之得以延续，这令顾城欣喜若狂：“我原来挺恨中国人没有梦想的，后来我发现还是有一个《红楼梦》的。”所以顾城认为“中国的审美和它的精神在《红楼梦》中达到了最高点。”对照后来的中国学者关于《红楼梦》和《浮士德》比较研究的部分成果，可以看出顾城对《红楼梦》认知的深广性。张帆、向兰在《问询生命的不同反思——论 红楼梦 浮士德 生命价值的异质观》一文中就指出，东方“天人合一”与西方“物我二分”的哲学差异直接孕育了贾宝玉和浮士德不同的生命观。浮士德的伟人气质来自于西方文化表现出的认知、控制与征服的欲望，而贾宝玉则认为人生天地之间，是自然母体的一部分。这些观点都与顾城的观点如出一辙：“西方总是要走过去，要去得到；中国呢？他压根儿就不过去。”足可见顾城于此透露了现代性的先声，走在了时代的前列。
其实，顾城和“贾宝玉”的“男女观”也具有相当的一致性，这是顾城之所以如此推崇“女儿性”、认为《红楼梦》中的“女儿性”是理想、完美的人性的另一个主要原因。现实的顾城与文学的贾宝玉“两人”的观点是如此相近，以至于比附的特点十分明显。为便于看清顾城和贾宝玉观点的相似性，我们一边把他们的语言和想法进行对照，一边把相同的观念用数字标注如下：
1.“女清男浊”：贾宝玉：“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顾城：“男性用他们自己的混乱和暗淡来反衬女儿性的光辉。”
2.“男性盲动”：贾宝玉：“那些个须眉浊物，只知道文死谏，武死战，这二死是大丈夫死名死节。竟何如不死的好！”顾城：“我本质上是反英雄主义的建功立业，我觉得都是装腔作势，因为男人非常空虚。”
3.“女儿变质”：贾宝玉：“怎么这些人只一嫁了汉子，染了男人的气味，就这样混账起来，比男人更可杀了！”顾城：“女人嫁给男人是这个世界的一大不幸，有如诗变成了，而字变成了章程。”
4.“摒弃男性”：贾宝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顾城：“男人是丑的，是笨的，是同我诗的来源格格不入的。这样的印象后来在看《红楼梦》时得到了印证。”
从“女清男浊”到“女儿变质”，从对女性的崇高赞美到对自身性别的彻底摒弃，顾城与“贾宝玉”两人思想的高度重合性显而易见。贾宝玉托茗烟发出“再不可托生这须眉浊物”的心声，顾城也认为自己的出生就是一个错误，高喊：“我不情愿做一个男孩儿，不情愿做一个男人！”“两人”真可谓是一对高山流水的“异世知音”！难怪学者唐均在《高利克与红学》一文中这样感叹：“顾城本人于宝玉形象甚为契合，贾宝玉形象的艺术夸张以及现实脱节问题无一不在顾城的人生轨迹中得到鲜明的认证。”这句话中的“无一”很有些“对号入座”的倾向：尽管顾城与“贾宝玉”的上述观点可谓“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但我们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贾宝玉形象的艺术夸张和现实脱节问题，既无须亦不能去顾城的人生轨迹上去获取印证！从本质上讲，“两人”除了在思想上取得了“共鸣”之外没有任何关系。若真的去以顾城的人生轨迹去“印证”宝玉的“艺术夸张”，那我们则将回到“索引派”的“歧途”之上：顾城持斧杀妻、上吊自缢；难道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也在亲手杀死薛宝钗之后上吊自杀了吗？！若是这样，那这“艺术”也真够夸张，而且荒谬！
甄宝玉说：你们这浊口臭舌，万不可唐突了这“女儿”两个字要紧。顾城真的在“女孩姓”、“女儿性”和“女人性”等近义词中捜求爬剃、锱铢必较。结合自己的审美经历，顾城认为，安徒生笔下的“海的女儿”、“卖火柴的小女孩”表现为“女孩性”，而列夫·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卡列尼娜”则表现为“女人性”，而中国又在这两者之间，发现了一个特别微妙的阶段——“女儿性”的阶段。《红楼梦》中表现出的东方女性的感觉——“女儿性”，并不是作为一个性别的生活方式出现的，而是作为一种心境出现的。生活的方式只能表现短暂的“形而下”的“生活”的过程，女儿的心性则能彰显永远的“形而上”的“生命”的真谛：“比如你看《红楼梦》吧，它有好多生活过程，婚丧嫁娶，它写得很具体，可是你还是印象不深；但是呢，她们的轻灵，一言一行，一颦一笑呢，却历历在目。这就是生命跟跟生活两个过程的分离。”顾城认为，因为生命的过程远远超过了我们的生活，所以书中“女儿性”思想也就远比书中“婚丧嫁娶”那些部分要重要得多、突出得多：“《红楼梦》确实是把中国的所有独到的东西忽然全都体现了出来，特别是‘女儿性’，是一个创造。”正因为顾城是区分“女孩性”、“女人性”和“女儿性”的，所以我们不得不稍加注意的是：元春、李纨和王熙凤等出嫁了的、“成为悲剧”的女人，是不在顾城所谓的“女儿性”的光辉笼罩之内的。
在顾城看来，自然而生、如天观世的清净、独断和自在是《红楼梦》中“女儿性”的具体表现，但这些特性之间并是不分离的，在下面这段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顾城的互补思想：“女孩子有几个特点，首先是干净，非常的清洁。比如林黛玉、妙玉这样的人，包括薛宝钗。她们的干净是因为她们的自在，她们自身达到了完美，她们不必再求得什么。她们也就独断。”因为“清净”，所以“自在”、“独断”。在另外一次描述“女儿性”的清净特征时，顾城就说：“像林黛玉说，什么臭男人，皇亲国戚也罢、风流才子也罢，都是臭男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林黛玉平时那种孤高自诩的“自在”和与世隔绝的“独断”，都被顾城理解为女儿性情清洁的一部分。顾城认为，虽然《红楼梦》中每个女儿都有自己的性情，互相之间很不一样，但是由于她们拥有清净、独断和自在的共性，所以她们也就都表现出一种自在的生命的美丽：“（她们的美丽是）不予驾驭的，自现而自隐，自灭而自生。”在顾城看来，这“自现—自隐”、“自灭—自生”的过程就是“林黛玉”口中的“质本洁来还洁去”。顾城喜欢通过“黛玉”来阐释这种女儿心性的美丽：“林黛玉的显现，是她自身的梦幻的显现，没有对象的，一切都是春光灿烂的。就像一个女孩子一会儿想跳舞了，一会儿想穿好看的衣服了，完全是对自身的，自身闪耀出的漂亮，就像纪伯伦说的，‘美是永生揽镜自照’，你是永生也是镜子，这完全是一个水仙花的故事。”水仙花的典故出自希腊神话中的人物纳西索斯（Narcissus），他因爱上了自己水中的倒影而难以自拔，赴水求欢而死。顾城用这个典故来呼应纪伯伦的诗句本无可厚非，但“一会儿想跳舞”、“一会儿想穿好看衣服”，乍一看这哪里是《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分明是《战争与和平》里的“娜塔莎”！熟读《红楼梦》的顾城怎么会犯这样一种错误？不要忘记，这只是顾城在以“女儿性”的普遍现象去类比“林黛玉”的生命现象。当我们联想起林黛玉那多少有些“矫情”的葬花举动，再想想平时黛玉对宝玉的苛求，念及她那悲从中来不可断绝的眼泪，我们就能切实了解顾城的思想：黛玉的那些所谓的“小性儿”、“尖酸”，原来全是“自身闪耀出的漂亮”。
实事求是地说，并非曹雪芹笔下的所有女孩子都自尊自爱自怜自重；但我们的确可以大胆地推断：曹雪芹拥有一种对女孩子的洁净之美的憧憬与追求。否则他又何以要刻划出那么多个率真又各异的美丽性情？从自性敏感的林黛玉到苛求挑剔的妙玉，再到凡事无求无愁的薛宝钗，再扩及到所有在《红楼梦》中表露天性的女孩子，顾城认为她们都是极美的显现，都具有洁净的、无求的女性光辉：“对于女性的光辉（女儿性）来讲，她是既不用在历史中确定自己，也不需要在现实中确定自己的。”这句话难道不能看成对《红楼梦》作者“我之罪固不免，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这句话的另一种呼应？难道不是对石头那句“所以我这一段故事，也不愿世人称奇道妙，也不定要世人喜悦检读”的绝佳唱和？无独有偶，刘小枫在《拯救与逍遥》一书中指出，在《红楼梦》中，曹雪芹建立的是女性般的似水柔情，女性的“干净”是一个超越的象征：“女性的美质如果能回到历史时间，终止一切损害的力量，无疑会给终归无从摆脱历史时间的一息生命带来新的生存性力量。”刘小枫是从哲学的角度观照《红楼梦》的文学精神的，值得我们深思的是，诗人的浪漫感悟和哲人严谨的逻辑推演结果竟然惊人地相似。他们对很多问题的观点和看法都趋于一致：顾城认为“女儿性”是与禅宗相整合的，刘小枫亦认为《红楼梦》中“似水柔情”的“现实伦理”脱胎于逍遥的庄禅精神；顾城一再强调：“女儿的性情是从天上来的，女儿天性的美丽是从天上来的。”刘小枫也说女性的“干净”就是“超验美质”；顾城强调与“女儿性”相对立的是“人间功过”、“妄求”和“芸芸众生”。刘小枫亦强调：“《红楼梦》中女性的似水柔情象征着世界中的绝对力量，一种任何世俗力量和自然形态都无法比拟的至上存在。”观点的一致亦代表着价值的认同，如果哲人可以说“热闹的‘红学’还在耽误这部情案”，那么诗人为什么不可以讲“中国现在把所有最真实的东西都给变得不真实了，《红楼梦》那么多人在讨论”？事实摆在我们面前：在“女儿性”的重要性认知问题上，一个天才的诗人与一个杰出的哲人“携手”，与“红学界”唱了一次反调。
附记：顾城自己说：“我并不想建立什么体系，确立什么目的，我也不想变得高尚、伟大，成为大艺术家。”《顾城文选》虽几乎收录了顾城平生全部的散文性文字，但其中包含了大量的演讲性、访谈性的对话式文字，这亦给本文的写作带来了不小的困难：只有《 红楼梦 翻读随笔》与《“浮士德”·“红楼梦”·女儿性》这两篇文章是以《红楼梦》为主题、通篇探讨《红楼梦》相关内容的；在其他文章中，顾城的“谈话”主题经常是变换的，于是笔者只好“执象而求”，在弄明白顾城在谈论什么之前不敢有丝毫的“穿凿附会”。但即便是这样，仍有两个严峻的问题摆在笔者面前亟需解决：一.顾城大量的诗化语言是无法以理论概括加以学术化的，笔者自忖没有解决“诗化哲学”这一问题的能力，难逃“断章取义”之嫌；二.为了表现顾城的思想深度，笔者经常要在不同文章之间加以蒙太奇式的“剪辑”，即使顾城探讨的是同一话题，他的思想亦有可能在不同文章之中发生转变，笔者有“移花接木”之嫌。虽面对着永不能企及的“女儿性”的光辉，顾城依旧尽其所能向我们描绘着她的美丽：他在《红楼梦》中感受，在禅宗中顿悟，甚至在西方文化中摸索，用他那如诗般地语言、认真地向我们勾勒着。这成为本文写作的最佳助力。今年是顾城诞辰六十周年，谨以这篇小文，纪念顾城先生。
注释：
顾城《它的注视之下》，《顾城文选》第2卷，中国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第79页。
顾城《“别有天地非人间”》，《顾城文选》第1卷，北方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78页。
28 42顾城《与光同往者永驻》，《顾城文选》第1卷，北方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224、205、206页。
顾城《罕语词点成语不全》，《顾城文选》第4卷，中国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92页。
17 51顾城著、胡少卿主编《顾城哲思录》，重庆出版社2015年版，第261、34—35、4页。
戴潮声《读红楼梦记》，吕启祥、林东海主编《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81页。
顾城《真理没有“好”“坏”》，《顾城文选》第3卷，中国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第14页。
姚燮《红楼梦回评》，转引自白盾主编《红楼梦研究史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2页。
15 18 19 24 25顾城《 红楼梦 翻读随笔》，《顾城文选》第4卷，中国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第65、63、63、65、63、64页。
16 22 27 59顾城《最端正的杯子，是橘子》，《顾城文选》第3卷，中国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第48、47、46、44、44页。
14 20 41 49 57 60 61顾城《生生之境》，《顾城文选》第2卷，中国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第247、247、247、246—247、246、239、247、247页。
高阳《曹雪芹对红楼梦的最后构想》，周远斌编《红楼梦人物百家言·薛宝钗》，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03页。
梁归智《薛宝钗的“金玉姻缘”》，周远斌编《红楼梦人物百家言·薛宝钗》，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14页。
21关于这个问题，参见顾城《生命本质中的戒律》，《顾城文选》第3卷，中国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第191—192页。
23顾城《是水还是光？》，《顾城文选》第2卷，中国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第278页。顾城认为，诗歌创作等艺术活动都是无目的的“精神动”，都是自然的生长。
26樊星《 红楼梦 与当代中国》，《文艺评论》2003年第2期，第33页。
29 37 39 40 58顾城《因为土地才有天空》，《顾城文选》第3卷，中国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第85、86、86、86、85页。
30 31 46 48 50 52曹雪芹、无名氏《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8、31、274、480、1078、28页。
32 33 43 47 62 64顾城《“浮士德”·“红楼梦”·女儿性》，《顾城文选》第2卷，中国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第89、85、87、89、85、86页。
34顾城《那是光明升起来的时刻》，《顾城文选》第2卷，中国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第72页。
35康德《从世界公民角度看的普遍历史理念》，转引自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33页。
36关于这个问题，参见顾城《因为土地才有天空》，《顾城文选》第3卷，中国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第86页。顾城这样讲到：“歌德在《浮士德》的最后说了一句话，中文的意思大概是：永远的女性，引导我们前行，或者引导我们向上。它讲的也是这样的一种光芒，就是由女性呈现出来的灵性的上天的光芒。”
38关于这个问题，参见顾城《最端正的杯子，是橘子》、《因为土地才有天空》，《顾城文选》第3卷，中国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顾城分别讲到：《红楼梦》那么长，融汇其中的是一个“相思”；《红楼梦》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相思”的故事。
44参见顾城《最端正的杯子，是橘子》，《顾城文选》第3卷，中国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
第45页。顾城讲这句话之间的语境是这样的：“我原来很笨，我喜欢我就要，一要就没有了，走进了也会消失。后来我跟谢烨说，说这个‘相思’呵，是中国最为智慧的一件事情。从这里我读唐诗也就读懂了，那就是‘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一直在这个光芒里。”紧接着，顾城说这句话：“我原来挺狠中国人没有梦想的，后来我发现还是有一个《红楼梦》，有一个唐诗的。”
45张帆、向兰《问询生命的不同反思——论 红楼梦 浮士德 生命价值的异质观》，《红楼梦学刊》2010年第3辑，第141—142页。
53顾城《诗人只面对上帝》，顾城文选第3卷，中国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第61页。
54钟培旭《论顾城的女性观》，《语文学刊》2010年第2期，第88页。
55唐均《高利克与红学》，《红楼梦学刊》2015年第6辑，第278页。
56顾城《实境·虚境·幻境》，《顾城文选》第3卷，中国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第77页。
63 65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61、257页。
66顾城《唯一能给我启示的是我的梦》，《顾城文选》第2卷，中国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第29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