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清朝陆军大臣载涛访问法国

作者：凤凰新闻客户端主笔刘仲敬

之前我说过，近代中国的历史其实世界秩序向远东的延伸，如果沿着这条主线走，北洋很可能把中国变成一个大号的印度或者墨西哥，就是那种上层与下层特别分裂的国家，而日本仍然是东亚的领导者；而历史之所以没有这么演变，很重要一个原因就在于中国自己内部秩序演化受到西方冲击后所产生的应激反应与远东国际秩序延伸发生了一系列化学反应的结果。

中国内部秩序最简单来讲就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王朝是一定要崩溃的，我们不能像某些民族主义者那样，说大清完全是毁在西方列强手里面的，好像没有西方列强中国的王朝就不会解体一样。这显然不是真的。在白莲教战争（嘉庆年间发生了大规模的白莲教暴乱，其分枝天理教教徒甚至在1813年突袭进了紫禁城）时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就是说大清王朝是早晚要逃不脱这个定律的，早晚要进入一个新的分裂和动荡的阶段。

这个分裂和动荡的阶段会产生什么样的结局不好说，也许内地会出现李自成和朱元璋这样的领袖，也许边陲某些少数民族如准噶尔的骑兵、甚至日本幕府武装或者其他什么乱七八糟的力量会渗入，像元朝和清朝那样建立新的政权。也许会出现一个类似五代十国那样的比较长的中间期。在这几种可能性还模糊不清的情况下，西方势力渗入了中国，而它渗入中国的结果就是延缓了大清解体。

对大清来说，西方势力渗入虽然使它在香港等地方受到了些局部的损失，但是根本上来讲，它通过顺应这种国际体系得到了极大的好处，这使它避免了崇祯皇帝的命运。清为什么能够打倒太平天国、捻军还能够平定新疆，关键就在于有国际社会的支持，尤其是国际社会贷款。如果没有这些方面的财政支持的话，那它发生这样的战争就只能像崇祯皇帝那样增税，增税的结果很可能像明朝末年三饷（辽饷、剿饷、练饷）一样进一步加速社会崩溃，结果扩大了本来想镇压的叛乱，反倒是加速了自己上煤山的进程。像左宗棠在新疆的战争如果没有西洋人的军火和贷款的支持，是根本打不起来的。

而太平军之所以没能够打败清军，关键就是在于，庚申之乱以后英法和清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英法和欧洲国家感到，为了维护他们的条约利益，清是一个比太平军更适合的交涉对象。本来可以用来资助太平军的力量用来资助清朝了。如果这个力量天平稍微移动一点，失去江南主要税收地区的清朝不一定能支持得住。

所以清朝已经处在这种情况下：它自己在亚洲内地的一个小型的天下秩序要想维持下去，实际上是需要它顺应更大型的欧洲国际体系才能够维持的了。左宗棠战争就已经证明，国际金融体系对中国的训练已经开始了。大清通过上层外交延缓它的寿命，这种政策后来被北洋继承了，也在较小的层次上继承了这个政策，但是付出的代价就是上层统治和基层社会生态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割裂。上层社会就会变得有点像墨西哥或者是巴西，多多少少变成个西方的代理人和附庸体系，使用一套基层不能理解的语言，这一点就妨碍了儒法国家对基层的统治能力。

明清这种类型的帝国对社会基层的统治能力要依靠两种因素，第一种因素是比较活泛的一种柔性训练，就是儒家的德教，像清搞的《圣谕广训》（包括康熙的“圣谕十六条”和雍正的“广训”两部分，于1724年即雍正二年颁发，要求干部群众认真组织学习，贯彻落实讲话精神）之类的，把儒家的道理以通俗的方式普及到基层的士绅和百姓当中，大大地降低了它的统治成本；另一种做法就是法家的吏治国家，通过官僚和法令对编户齐民实行直接统治，尽可能地取消社会中间阶层实行直接统治。这两种力量都衰退了，因为：1、大清加入国际体系这个事实本身就表明了儒家德教功能的破产；2、吏治国家在西方势力渗入下不断后退，在新兴的实业需要乡绅阶级进行民间的协调和自主经营的情况下，吏治国家不得不后退。

吏治国家后退的程度在各地有所不同，西方势力影响最大的香港和上海反倒是宗族势力复兴得最厉害的地方。尽管大多数人好像都认为，宗族势力是属于儒家的一个特色，往往把它和宋代和明代的宗族联系在一起，但实际上，它恰好是一个殖民主义共生现象——在马来亚、香港这些地方达到它发展最完全的程度。

在广东这种西方影响比较大的地方也是比较发达的。但是内地的宗族组织相对就很不发达，因为当地社会情况仍然接近明朝和清朝中叶的情况，没有西方势力渗入，吏治国家的保护就比较完整；而有西方势力渗入，宗族组织和中间组织就极大地发育起来。

这样就产生了一个类似五代十国的特殊版本，就是地方分化的力量大大加强了，中国的各个部分在社会形态和路径方面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歧异，这个歧异后来直接影响到了各地不同人物的选择。例如最重要的最显著的就是孙中山，因为后来国民一度成为中国名义上统一的，所以大家对孙中山比较容易高估，但是在晚清和民国初年，恐怕江浙一带士绅眼中的孙中山他差不多就是一位侨民领袖。

孙文讲血缘民族主义，把它跟王船山的反满思想联系起来，后来把孙文推成尧舜周孔以来的一个道统继承人。但是在民国初年情况显然不是这样的，按照当时乃至中国历史上大部分时间的儒家观点来看，儒家是有教无类的，它不强调血缘，异族人如果皈依了儒家的道理的话，那么也不用管他到底原先是满人或是蒙古人，像倭仁（1804-1871，蒙古人，同治帝师、理学名臣）和梁漱溟（帖木儿后裔）这样的人显然就是蒙古渊源很深的，再往前推其实李世民也不是真正的汉人。用现在的话说儒家就是一种普世主义价值观。而孙中山特别反对这个，他强调血缘主义价值观，他认为民族是血缘主义共同体，这一点和广东的生态环境是极端切合的。

广东是一个族群割裂的地方，广府人、客家人、潮汕人……各个小族群构成自成一体的结构，每个族群控制区域都不大，但是跟其他族群相遇就像水和油不相容一样，怎么也糅合不到一起的。广东名义上是一个省，实际上是好多种族集团。这在吏治国家比较强盛的时候可能不太显眼。随着移民、大规模华侨向东南亚和美洲移动，这个族群分化就变得非常明显。海外的侨团差不多是一个同乡会的组织，同乡会大部分是广东人或是闽南人，他们之间的划分确实是按照种族和血缘来划分的，像南洋的各种帮会。

孙文的同盟会在刚刚开始的时候，跟华侨世界中流行的各帮会没有明显区别，而且重叠成分是非常大的。这跟1912年以后重组的是不一样的。他重组的时候有个重大特点就是尽可能地用江浙人和北方人来冲淡广东的色彩。所以后来汪兆铭就发现后期的中广东人退到次要的地位上去了，这是个重大的转折，早期的同盟会和不是这样。即使是同盟会和所谓的中部同盟会（1910年宋教仁等组织，在江苏、安徽、湖北、湖南、四川等地设立分会），孙中山的广东系人马和宋教仁的长江流域班底之间也有着非常巨大的冲突。

从南京临时的临时参议院的角度来看，孙文这个人是不可能真正统治中国的，他的任务就是带来华侨们的募捐和外国人的承认，给我们办一些我们自己不大好办的事情。但他要真正统治内地这个跟他格格不入的大一统中国应该是件不可能的事情。

民初的五族共和不光是五族之间的问题，在通常所说的汉族地区内部其实也是非常缺乏统编力量的，而是延续了清末以来这种隐形的五代十国的发展局面。如果这种发展局面没有受到外力干涉或革命的强力扭转的话，那么合理的推断就是，几个不同类型的种族文化经济区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东北肯定会构成一个特殊的区域，这个区域多半还会吸收内蒙古的大部分地区。山西会构成一个特殊区域，会吸收内蒙古西部以山西移民为主的那些区域，可能还会吸收陕西北部。浙江构成一个非常特殊的区域，而四分五裂的江苏可能会变为一系列小区域，广东可能会变成几个小的族群集团，跟广西构成一个两广同盟。其他中原地区可能会跟北京跟得比较紧。满蒙回藏这些就不用说了。

这些地区的经济和文化特殊性日益发展，那么它们就会推动1923年宪法中联省条款的落实（1923年10月10日，被称为“曹锟宪法”的《中华民国宪法》颁布。这部宪法继承和发展了临时约法和天坛宪草，补充了地方制度的章节，规定了国权和省权的划分，提高了预算审计的约束力，是民国最完善的一部宪法）。如果1923年宪法没有被北伐革命打断，那么以后的历次宪法修正恐怕会以越来越有利于地方势力的方式进行。

而这样一个中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可能会形成比较接近于英印帝国或者维也纳会议规定的德意志邦联（1815年根据维也纳会议而成立，目的是团结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被废除后的德意志各邦。邦联设有议会，以奥地利帝国代表为。组织松散，各邦保持完全的主权）那种格局。在这种非常松散的半联邦半邦联的格局之下，可能不会爆发大规模战争，因为中国本部基本上没有动员和组织的能力。而由于它自己内部四分五裂，日本和俄国或者是任何一个外国要找代理人都不是格外的困难，因此外国即使想要谋求这个区域的利益也根本没有必要发动侵华战争那样的大规模入侵。

像这样一个“百衲被”一样的中国，将会成为远东体系的一个重要的缓冲力量，因此远东将会变成一个小战争连绵不断，但是大战基本没有的地方。沿海地区会发展得跟现在的泰国和马来西亚差不多。而陕西和河南这样的地区可能还跟明朝中叶差不多。这条路径也没有完全展开出来，也是因为其他几种因素几条路径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