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伏利先生在《末日之思》（价值中国网／2009-03-06）一文中，把“经济学”与“破坏”、“毁灭”等词联在一起并剖析其间的逻辑关系，观点尖锐，措辞激烈，但充满真知灼见，富有智慧启迪——读罢让人不得不反思经济学的本质，以及经济学产生后人类最感自豪的这段历史。

（一）

曾有四种“显学”主宰过人类知识思想，其一为原始巫术，其二为中世纪神学，其三为近代哲学，其四就是现代的经济学。现代经济学名曰“现代”，实质是传统的资本主义经济学。传统资本主义经济学是西方的主流经济学，是唯一被授予诺贝尔奖的社会科学，被誉为“社会科学皇冠上的明珠”，其大师级人物仍是今天学术天空最闪耀的明星，而且传统资本主义经济学，还是“在当今中国、俄罗斯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拥有绝对话语霸权的市场经济学”（蒋伏利《末日之思》）。那么经济学到底“是”什么？它到底“做”了什么？何以会遭到伏利君《末日之思》的公然审判呢？

经济学是一门讲究效率的学问，是人类追求财富和经济效率达到巅峰的智慧结晶。效率是经济学的灵魂，是检验经济学是否“科学”的最高标准；若把效率概念从经济学中抽走，经济学的高楼大厦便会立即坍塌，并化为乌有。效率本身是一把“双刃”剑，但受利欲熏心的个人主义和竞争无情的市场原则支配的经济学，却充分发挥了效率不利的一面。这不利的一面是什么？火眼金睛、不留情面的蒋伏利先生已经将其暴露无遗——

“经济学是研究如何运用现有资源、资本和劳动力等既有生产要素，最大程度地生产满足人类社会物质需求的种种财富。人类物质需求是欲望的海，而地球上的经济资源是有限的山和川。这些，经济学不管，它所研究和关心的，只是如何将地球上有限的资源通过有组织有预谋的生产投入欲望的海。”

“在传统资本主义经济学主导的社会经济发展中，人们不断地从自然界获取各种各样的资源，与此同时，人们又不断地把各种各样的废弃物排放到自然环境中去。这样，就必然产生两个问题：一个是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从而引起它的供给能力的问题；另一个是自然环境对人类排出的废弃物容纳量的有限性，从而引起它的自净能力的问题。人与自然之间的这种关系，便产生了所谓的环境问题。”

“在这个长达多少个世纪的过程中，因为对环境的影响有限（没有被发觉），微观经济学侥幸发展了一百年。虽然，后来有所察觉，宏观经济学在投入产出方面，也试图通过重视价值平衡、物质平衡来弥补环境缺陷，但因局限于一国经济系统内部之物质循环和价值循环，对生态环境之于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依然没有给予高度重视。新制度经济学虽然以关心制度变迁之交易成本、激励机制等著称，但因与生俱来的短视，同样没有对生态环境之于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给予足够重视。即便融会贯通、有机综合了市场、竞争、需求、供给、成本、价格、收益和分配等微观经济学基本要素，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所得、财政、金融、就业、外贸、经济周期、经济增长等宏观经济学基本要素，以及制度、交易成本等新制度经济学基本要素之大成的传统经济学之显学，也因为沉湎和陶醉于学科概念体系的成熟而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拒绝接受自然生态系统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的教育和启蒙。”

“毁灭大自然，毁灭人类，这是传统资本主义经济学的本质。其在发展上的表现，即单向度‘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之线性经济运行模式，单向度‘资源—产品—废弃物’（即‘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之线性经济发展模式，被传统经济学奉为金科玉律。而价值高贵不能怠慢的生态系统，不但被传统经济学排斥于发展和保护的行列，而且，还被当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丰腴厨娘被恣意蹂躏和践踏。有学者指出，在经济增长对资源、环境影响层面，传统经济学向来是‘只见经济不见外部不经济’、‘只见经济效率不见生态效益’、‘只见特定资源稀缺不见所有资源稀缺’、‘只见发展不见生态’。”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社会又迅速流窜新制度经济学以及其他有关市场缺陷、非缺陷的理论。虽然，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了制度和制度变迁，并借助交易费用概念，说明了制度安排和权利配置对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影响，把现实制度下各个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和行为选择作为内生变量纳入分析之中，在说明了不同制度条件下的资源配置的同时，也解释了达到资源有效配置的行为过程。尤其是博弈论的引入，彻底完成了经济学从研究资源配置到经济人互动行为的转变。可是，在方法论上，新制度经济学并未有任何实质创新，不过是利用正统经济理论去分析制度的构成和运行，进而去发现这些制度在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而已。”

“分开说，微观经济学由于过分相信经济人的理性（这种理性是靠不住的，岳玉珠教授指出，利己是人之本性，它一方面成为价格机制下的市场竞争的基本前提；另一方面，人性的自私和机会主义也产生了‘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在一定的条件下，人在利己的时候有意或无意的去‘损人’，包括环境等）而对达成的经济效益所造成的生态环境危害视而不见。宏观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由于过分强调国家对经济过程的干预作用（这种干预作用同样是靠不住的，陈文平教授指出，国家表现形态之一为政策，而低劣对经济过程的干预带来的只能是恶之花，不但不能帮助国家经济保护环境，而且，还在冠冕堂皇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的口号下，极尽环境破坏之能事），无心亦无意从根本上解决发展带来的对生态系统的破坏。”

“由于传统资本主义经济学无限度追求经济利益、利润最大化，即‘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从而造成了对自然资源的大索取和大消耗，让生态赤字演变成今日全球气候变暖之东南亚海啸。这种恶果的产生，基于传统经济学一厢情愿对‘资源稀缺’的假定，只是针对‘特定资源的稀缺’并作出了相应的‘最有效的配置’，从未认识到这个星球上所有的资源都是有限的，都需要‘最有效配置’。故此，催生了经济增长无极限的预设，并将经济增长与GDP（国内生产总值）等同。其结果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随着经济的增长，人口、粮食、工业品、资源的消耗以及污染都在增长。尤其资源消耗和污染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比经济增长速度更快更可怕。”“鉴于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及传统资本主义经济学正在走向反动，正在成为自然生态和人类的敌人，甚者，由于这种反动不但导致了当今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而且，还将以毁灭为代价让自然生态与经济发展同归于尽。”

“无论传统资本主义经济学承认与否，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特征都是人口与人均产值同时持续高速增长，以及由科技革命引起的工业革命持续发展。由此造成全球性两大环境问题：一是自然资源耗竭。表现在两方面：可更新资源的破坏日益加剧；不可更新资源储量不断减少，有的濒临枯竭。二是对自然环境的污染。表现为全球气候变暖，城市空气和噪音污染，食物污染等。由此，我们可以认知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双重作用：一方面，合理的保护和改善环境有助于推动经济发展，这是由环境所固有的功能决定的。其一，环境是物质生产过程中使用的物质的来源，如矿藏、空气、水、土地等，都是人类生产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其二，环境是处理废弃物的净化器。其三，优美的环境能大大提高人的生产效率和生活质量。另一方面，如果人类盲目破坏环境，就会严重限制经济发展，甚至使发展难以为继。其一，环境的破坏不仅对当代的发展不利，而且对继承遭到破坏了的环境的后代人的发展更不利，有些后果甚至是不可补救的。其二，环境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性问题，不仅对一种经济组合体产生整体负效果，还会由区域化发展为国际化、全球化。其三，严重的环境压力，又必然与高经济损失和高治理成本相联系。基于上，我们可以得出环境问题实质是发展问题的理性判断。”

蒋伏利先生在《〈末日之思〉致张高宁》一文中，继续指出——

“在时代的序曲里，如果一种理论要将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从地球上抹去，无论其创造过多么伟大的文明，无论曾经多么的居功至伟，也都将走向反面，成为全人类的敌人。这敌人包括传统经济学和传统经济发展模式。”

“英国《泰晤士报》专栏作家凯尔斯盖面对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种种乱象，毫不客气地发出了尖锐之音，说，被广泛应用于过去、当今的传统经济学理论存在根本性的谬误，不是简单的修补就能够解决。甚者，需要一场革命，在经济思想认识上进行彻底的‘范式转变’，才能透过重新认识经济和经济学的本质，以达到架构一种新的能够指导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经济学说的预期。否则，就算人类逃过此劫，更大的灾难还会不期而至。”

从以上引文可以看出，蒋伏利先生对传统经济学和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讨伐已经达到罄竹难书的程度。需要在此申明的是：笔者完全赞同伏利先生的讨伐观点，并十分欣赏伏利先生大胆睿智、指责鲜明的文字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