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喜欢西藏，于是对西藏特别是藏南多了一点了解。我国西藏整个地区，大多属于半干旱地区。而藏南地区却水资源丰富、气候适宜，非常适合人居。

在这海拔2400米左右的高原地区，有一个典型的夏尔巴村落，叫“帮村”。这里，与其他喜马拉雅山脉中段南麓地理环境一样，尽管山顶白雪皑皑，山腰照样山清水秀，处于成片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包围之中。因村里村外常年杜鹃盛开，帮村又被称为杜鹃村。

高原每年的春天，总是姗姗来迟。5月初，平原地区早已绿肥红瘦了，高原山区的柳树还只刚绽露新绿。

藏语意为“东方人”的夏尔巴人，是古老藏民族中的一支，据说他们的祖先来自康区(西藏东部、四川西部、青海玉树、云南中甸等地的藏族地区)木雅地区，后迁徙定居到现在的后藏樟木地区。目前，夏尔巴人主要分散居住在立新村、帮村、樟木和雪布岗村，总人数还不足2000。

夏尔巴人有自己的语言，但没有文字，大都会说绒盖(尼泊尔语)和藏语，人数太少，几乎构成不了一个独立民族。但这些山地的原著民，特别擅长爬山，对当地野生动物状况最为了解。

生活在此的夏尔巴人，谋生并不容易。为了生活，他们长年累月地重复着只有他们才能做到的事：为来自世界各地的登山者当向导，为一批批登山者背负行李辎重……遇到危险的难以翻越的障碍时，他们还要搭起人墙让雇主们从他们身上通过。如此危险、劳碌的一年，他们也只能赚取4000美元的工资。4000美元折换成人民币，不足4万。为了这点维持生计的收入，不少夏尔巴人都死在了登顶珠峰服务的路上。

有人曾问一个名叫巴桑的夏尔巴人，如此辛苦而劳累的事，不做如何？不料巴桑却说：“这就是我们的工作，也是我们唯一赚钱的方法。”

当问及是否遭遇危险时，巴桑略显悲伤地说：“我的朋友和兄弟都死了，事实上最后能活下来都靠运气。”“靠运气”，心存侥幸，又显些许无奈。

唉，多少年来，我们那儿同夏尔巴人的生活环境相差无几，谋生同样不容易。

我的家乡位于大湘西沅陵,是湖南省面积最大的县。沅陵从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置沅陵县，曾是湘西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抗战时期，《抗战日报》迫于战火在在长沙休刊。1938年11月12日，遵照指示，廖沫沙、周立波等人从长沙八路军驻湘办事处出发，乘车至益阳，再坐船逆沅水而上，抵达湖南大后方的湘西沅陵复刊《抗战日报》，进一步宣传抗日救国路线和真理。期间，廖沫沙等人就租用县城郊外马坊界一号房主周举仁家的一栋两层吊脚楼开始办报。著名作家沈从文的母亲、大哥沈云麓在沅陵生活多年，在尤家巷建了一座房子，名曰“芸庐”。沈从文也曾有过短期栖居，写下了《湘行散记》，散文《沅陵的人》更是描述了沅陵的多处故地。解放初期，“湘西行政公署”就设在我们县城。湘西剿匪期间，湖南沅陵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七军军部所在地。

然而，过去的沅陵，昔日的家乡，落后、贫穷是出了名的。

曾听老人们说过解放前的事，我们那里盛产稻米和桐油，“卖谷卖米桐木溪”就是民间对我们家乡的赞语。我们那儿的大米不仅多而且质量好，赢得商家和商人们的喜爱。因此，每年农历九十月的“赶场”之日，人们就成群结队地背着几斗大米或一桶桐油，到乌宿去出售。人们背着大米或桐油从家里出发，要蹚过十八道齐膝的溪水、翻过三条高峻的山岭、再走完一条湿滑的山沟，才能走到乌宿集镇。单程就有四十多里路，往返得走八九十里山路啊！其中的辛苦、劳累就可想而知了。

为求生存，何惧吃苦。家乡的人们，世世代代如负重的牛马，任凭“背上的压力往肉里扣”，还要“把头沉重地垂下”！

解放后一直到改革开放前，家乡一直不通公路，物资运输全靠肩挑背负，不是背篓背，就是肩膀挑。除此，就是杠子抬了。村里的商店进货，全靠人力跋山涉水，背进大山里。家里的一头猪养大了，得请几个壮小伙抬着，翻山越岭，步行四十里到供销社交“任务”。“搭车要走一条弯，搭船要走两个滩，如果要想打平火，那就煮锅糯米饭。”这是对当时物资匮乏，生活艰难的真实写照，一点也不夸张。贫穷、落后就像循环不息的梦魇，时刻缠绕在家乡人们心头。

对此，我曾有过这样的推想，自古至今，家乡的人们世世代代在那儿耕田种地，养猪喂鸡，牧养牛羊，因交通闭塞，与外界隔绝，种养之所得，只能自产自销。于是才有了把前一年的剩余米粟蒸为酒、熬成糖，把猪肉熏成腊肉，以供全年食用的习俗，以致世代相传，子孙相袭。“腊肉”也具有土家人的民族风味。

交通落后，信息闭塞，是贫穷的根。处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致富的通途阻断了，展望的视野遮挡了，致富的拳脚又如何施展呢！

改革开放后，家乡变了，有了一条硬化了的公路，移动、电信、联通手机随意打，那种肩挑背负的时代已化为历史的烟云，顿然消逝，渐渐远去，生活苦尽甘来……

此刻，又想起藏南地区的夏尔巴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