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20世纪末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大规模调整产业结构，集中力量研究开发以信息技术为主的高新技术，把高污染、高排放的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通过海外投资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这是西方经济学在实践上的最后一次效率革命。发展中国家尤其中国，引进和传播西方经济学从羞羞答答、遮遮掩掩迅速转为义正词严的光荣使命，中国学者、官员、商人一窝蜂“洗礼”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信徒，即使在西部落后地区乡镇，基层地方官员开口闭口都能说几句“凯恩斯”、“弗里德曼”、“新制度学派”。正如伏利先生所说，传统资本主义经济学已经成为“在当今中国、俄罗斯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拥有绝对话语霸权的市场经济学”（蒋伏利《末日之思》）。西方人是西方经济学的老师，中国人则以充当西方经济学的学生为荣，在中国社科学者中，拥有最高个人荣誉和最高经济收入的是西方经济学家群体。

1996年以前，美国、欧盟就开始建立知识型的低碳经济增长框架，把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与低端技术、劳动、资源密集型产业通过海外投资向发展中国家倾销。作为西方经济学学生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和地方官员，都像捡到天上掉下的馅饼一样欢天喜地——中西方从未出现过如此心心相印、息息同声的彼此“双赢”——最终使中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拥有全球最多低端制造业的“世界工厂”和出口大国。截至2007年底，我国累计批准设立外资企业63万家，到2008年底，已实际使用外资8605亿美元，其中2008年就使用了924亿美元。全球500强企业有480多家在我国投资设立企业，跨国公司在我国设立的研发中心就有850多家、地区总部超过40家。我国吸收外资连续18年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并排在美、英、法之后居全球第四位。我们引资引了这么多年，主要就是干了牺牲资源、环境、劳动的事情，没有干出几件重大的科技创新。现在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实质影响，就在我们这个“世界工厂”里边——产品卖不出去。今年温家宝总理的工作报告提出，要“引导外资投向高新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节能环保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意思就是不能再做低端的“世界工厂”。

中国引进的外资企业，像金光集团APP（Asia Pulp Paper Co., Ltd.）这样成功推进“资源－产品－再生资源－产品”循环发展的企业屈指难数。金光集团APP在中国长达17年的生产运作中，推进林纸循环发展力度之大在国内史无前例，且世所罕见。APP五个超大型现代化工厂中，有三个是国家环境友好企业。APP属下的中华纸业、金华盛纸业、金红叶纸业、金东纸业、金海浆纸业、金桂浆纸业等企业实体的主要技术、经济、环保指标均达到甚至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其吨浆水耗比目前国际先进水平少7－13吨、吨纸水耗比目前国际先进水平少2－8吨，吨浆废水排放量领先国际先进水平37%、吨纸废水排放量比国内行业标准的1/6还少，吨浆COD（chemical oxygen demand，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仅为国际先进水平的27％、吨纸COD排放量仅为目前国内行业标准的1/10。APP以速生丰产浆纸林作为浆纸生产的可再生资源，在企业内部成功实现了纵向和上下游产业的“林浆纸一体化”生产，将“资源－产品－再生资源－产品”整合成一条跨行业的循环经济发展链；而企业的规模效益又有力支持了浆纸林基地建设，从而达成真正的良性循环。金光集团APP是循环经济发展的范本和中国现代造纸业的标杆，其实例证明，改造和革命的经济学完全可以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保护和发展环境。APP之所以在环保方面达到并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就是因为从一开始就按照生态经济学原理和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来指导生产和管理，这是传统经济学理论思维无法做到的。APP的“范本”和“标杆”作用，对循环经济发展和国家造纸业振兴规划的意义非同凡响，也给经济学革命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中国在传统市场经济理论指导下大口吃进西方“免费大餐”的结果——使西方发达国家增长方式由资源消耗的物资经济迅速转为高新技术驱动的知识经济、循环经济的同时，使自给自足的中国一夜间转化为世界头号高能耗高污染＋低端制造业的出口大国。中国成为世界头号高能耗高污染＋低端制造业出口大国的结果是什么？第一，空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中国环境污染是发达国家的30倍，中国经济增长有2/3是在对生态环境透支的基础上实现的；目前1/3的国土被酸雨覆盖，2/3的草原沙化，近乎100％的土壤板结；江河水系70％受到污染，40％严重污染，基本丧失使用功能，流经城市的河流95％以上受到严重污染；中国水资源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5，并且主要水系的2/5已成为劣五类水；全国有一半的人口缺乏干净饮用水，3亿多农民喝不到干净水，其中超过60％是由于非自然因素导致的饮用水源水质不达标；全国一半以上城市空气不达标，其中山西的城市全部不达标，全国4亿城市人口呼吸不到新鲜空气，1500万人患支气管炎和呼吸道癌症，空气中颗粒物和二氧化硫是最主要的大气污染物，北京的喉癌、鼻癌、肺癌患病率已超过传统胃癌成为“第一癌症”；兰州、大同、临汾、乌鲁木齐等11个重点城市每年出现污染天数比例超过1/3；1999年全国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为7.8亿吨，2007年超过一倍接近16亿吨，全国668座中等以上城市2/3被垃圾包围；由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2008年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世界银行2001年发展报告列举的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国占16个，北京、上海也名列其中。西方经济学指导下改革开放三十年，960万平方公里国土已经遍体鳞伤，生态环境脆弱区占国土面积的60%以上。第二，空前潜在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中国制造业一旦萎缩，西方人就别想生活；或者，西方购买力一旦萎缩，中国制造业就别想存活——如今这个事实，已被如大梦初醒的危机证明。人们没有料到，使人主动“害人”的西方经济学“害人”的结果，和使人甘愿“受害”的西方经济学“受害”的结果——竟然是同一个东西——中西方一起遭受史无前例的金融和实体危机。在这个情况下如若没有谴责和反思，如若不出现《末日之思》这类奇文，或许只能说明人类的良知和智慧已经泯灭。

粗放的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已经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和脆弱的生态系统，在此基础上要实现一个13亿人口大国的现代化，必须脱离传统经济学窠臼，在强力保护生态环境的原则和前提下走发展循环经济的超常规发展之路，此外别无他途。对西方经济学的信徒们，对深患西方经济学依赖性“疾病”的官员们，有必要在骨子里植入一种信念——敬畏天地。按照易经、佛经的说法，大地母亲是有灵性的，易经六十四卦，每一卦都有天地人三才。人是什么？人是天覆地载、天生地养的小虫子，你这个小虫子都有灵性，天地怎么没有灵气啊！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伟大的思想是天人合一、天人感应，我们做什么，老天是长眼睛的，只要它轻轻惩罚你一下，你全部的人都得跳起来。因此我们不能狂妄自大、虐待母亲，而要学会敬畏天地、善待母亲。中国古人把国家叫“社稷”，“社”是土神，“稷”是谷神，国家离不开土地和粮食这两个伟大的神，所以把神圣的国家叫“社稷”。我们要保有国家和人民，必须敬天敬地、谢天谢地，保护好土地生长粮食的天然禀赋不受践踏和破坏。人与天地阴阳和谐相处，是人生世事的根本。孔子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如果破坏环境得罪了“天”，你怎样祈祷也没有用。一个国家民族产业的发展、企业的壮大，绝不能靠拼资源、抢能耗、搏污染，否则发展到最终只有死路一条。以前讲过一句话，不改革开放只有死路一条；但是如果中国在改革开放中，继续沿袭西方经济学的效率思路，继续不可控制地糟蹋、蹂躏自然，可能若干年后等待我们的也只有死路一条——这就是蒋伏利先生所说的“以毁灭为代价让自然生态与经济发展同归于尽”（蒋伏利《末日之思》）。

蒋伏利在《〈末日之思〉致张高宁》一文中指出：

09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第十一届全国第二次会议作工作报告时指出，中国将在08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上年下降4.59%、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别减少4.42%和5.95%的基础上，坚持不懈地推动节能减排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坚定不移走循环经济发展之路。对此，有分析人士指出，在可持续发展问题上，天降大任于中国。其显著标志是，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中国不但发布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书，而且，还于09年1月正式颁布实施《循环经济促进法》。这说明，中国正在与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挥手告别，其理论支持者——传统经济学也似乎走到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