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对老物件的鉴藏早的令人难以想象。早在春秋时期，“雅好博古，学乎旧史氏”就成了衡量“高人”的标准。这种博古情怀，至宋代收藏成风。金石学肇兴，使存世法书名画、钟鼎彝器等被搜罗殆尽，世人热衷赏古、鉴古、藏古、玩古，达到前所未有的繁荣。东西多了，考证和辨伪就成了古文人在收藏之余的大事。再好的文字叙述，都饱含主观色彩，于是乎，人们不再满足于过去单纯以文字描述器物的铭文款识、器物形制与纹饰等内容，开始采用线描图像的手段忠实地摹绘原物，“考古图”和“博古图”应运而生。
宋徽宗  宣和博古图
宋徽宗下令纂集《宣和博古图》三十卷就是这个时代的产物，由此图绘古器物的著录之学已然形成了一个重要传统。此时，博古图在书籍上的描绘与书画上的表现是完全不同的。书画著录中的“博古图”、“玩古图”、“鉴古图”等定名的作品，最初是描绘有关人物鉴赏古玩的内容。
宋 刘松年  博古图轴
宋嘉定四年（1211）刘松年所绘《博古图轴》就是描绘文人大夫聚在一起，品玩古器的场景。这类“博古”题材的图，在宋代明代蔚然成风。当太湖石、芭蕉、松竹、古树、太湖石、梅树、栏杆等不断进入“博古图”来体现文人欢聚场所的讲究、名贵和幽静时，“闲庭聚四宾以玩古”这样文人雅集的遗风，逐渐物化成为由器物和景致所支撑的雅士生活。再后来，以至于文人雅集遗风仅剩数个器物串联起来的表情怀。
明 杜堇  玩古图轴
明清时期，百花与器皿、古家具等随意搭配形成各种风格的博古图大量出现在包括书画、陶瓷、玉器等诸艺术品中。门第的书香气，也开始变得容易追求了。

这些各式各样的博古题材的艺术品，摆放或是悬挂挂于家中的厅堂书房，既能起到装饰作用，又能使画的所有者从视觉上和心理上产生自身拥有很多古器字画的满足感。其中，青铜器和字画在图像中的出现频率是最高的，足见二者在国人心中的地位。

这种以图绘的形式表现出来以自享，似乎也起到点望梅止渴、画饼充饥的作用。更深远的意义在于，博古图有博古通今、崇尚儒雅之寓意，能够在情感上装饰一种中国人区别于乡愁的怀古情怀，悠远又绵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