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篇读至直隶总督博尔济吉特˙琦善于1840年11月29日赶到广州，于12月3日起，正式与英方新接任的全权代表查理˙义律（Charles Elliot），为割地赔款、开口贸易等问题展开谈判。琦善将赔款从500万元提到600万元，并许诺“代为恳奏”开口贸易和“寄寓一所”等问题。英方仍是摇摇头。

1841年1月6日，道光皇帝在北京共收到了琦善来自广州谈判的3封奏折。看罢龙颜大怒，当即严旨琦善，禁止与英方再有任何字帖往来，禁止再遣人协议。道光皇帝在这道圣旨中严厉谴责：“逆夷要求过甚，情形桀骜，既非情理可谕，即当大申挞伐……”。在这道圣旨的下达过程中，1月5日，由于琦善给出的价码在双方谈判中，仅仅是一厢情愿，与英方实际要求相距甚远，英军按其外相巴麦尊的训令，“依照兵法办事”。1月7日，英军占领了虎门外的沙角和大角两地。第二天，英海军司令詹姆斯·约翰·戈登·伯麦（James John Gordon Bremer）通过释放战俘向水师提督关天培带话：清军有顺理讲和之议，英方同意停火。此时，前方将士寄希望于奉旨与英方谈判的琦善。

英军的大炮，将琦善彻底震蒙。他于1月20日收到道光皇帝自北京发来的1月6日严旨，竟公然违抗圣旨，于1月26日于英方代表义律在虎门会面，更令人不解的是，在数天后，琦善根据前期谈判重点，亲自拟定《酌拟章程底稿》，遣人送抵义律。该底稿是琦善向英方最大的让步，具体为四项：（一）准许英人在广州通商，准许英人在香港地方居住。（二）此后英人来广东贸易，悉按旧例办理。（三）英船夹带鸦片或违禁品、或漏税走私者，货即没官，人即治罪。（四）英人今后对此不得有异议。

义律看到了琦善的条款后，1841年2月13日，也给出了他的最后的价码。即在相对其外相巴麦尊给出的《条约草案》（前文有叙），减少了开通商口岸、英国派驻官员、赔款和未付清款项增息等方面的内容，确增加了领事裁判权，特别是要求“中国皇帝批准将香港一岛给予英国过主”。

细心的读者一定会发现，这时候，不管是琦善还是英方全权代表义律，实际上都已经违背了双方幕后主导者的意愿在行事。尤其琦善，在收到了道光皇帝的严旨后，依然抗旨不尊，屡次与英方进行实质上的会面商谈以及字帖往来。并在收到道光皇帝第二道严旨“……惟有痛加剿洗，以示国威……”后，依然不甘回头，与义律在虎门蛇头湾进行了长达12小时的谈判。

琦善宁愿抗旨不尊也要与义律坚持谈下去的理由，或许是因为他真正看到了英军的强大，但这种已经违背了双方主子意愿的谈判，注定是无果而终。1841年2月23日，战争重新打响，更大规模的战争令守将关天培英勇就义，道光皇帝在琦善的奏折中朱批：“前此据广东兵全部不可用，欺罔之心，妙在由己证之”。也许道光皇帝看后此批还是不解恨，又朱批“慰忠魂无他法，全在如身。”琦善后被判为“斩监侯”。那么，这场战争进行的究竟有多惨列，下文起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