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个故事想从这个毛绒玩具讲起：这是2013年母亲节前夕，我在四川都江堰的陈玉梅家看到的。

陈玉梅不知道那年的5月12号是母亲节。当我问她那天有什么安排，她说：去儿子坟前烧点纸。

陈玉梅是在“5.12”汶川地震中失去独生子女的6000多位妈妈之一。

遇到她纯属偶然。我本来是随中宣部报道团采访一个“五好家庭”，看到一男一女两个小孩儿在那儿玩，便随口问了一句：“他俩是姐弟吗？”女主人说：“不是，女孩儿是邻居家的，是再生育子女。”我顿时眼前一亮，请她为我引见了女孩的母亲。

坐在沙发上，陈玉梅回忆起当年的情形，像在讲别人的故事，边说还边笑。“房子一晃，我拔腿就跑，腿都是软的。”

后来，邻居赶来告诉她：儿子所在的教学楼塌了。她被搀扶着赶到学校，只见到一片废墟，儿子已经不知所踪。

五年后，芦山地震，房子再次开始摇晃。

这次陈玉梅没有腿软，她抱起熟睡的女儿就往外冲。邻居却笑了，说：“新房能抗8级地震，不用跑！”

陈玉梅笑而不语。

采访结束后，我一位四川籍同事帮忙整理录音时发现：她的笑是很刺耳的、不自然的笑，是想用笑来掩饰悲伤。

后来，我自己也当了妈妈，陈玉梅的形象还经常浮现在我脑海，不仅因为她经历的苦难，更因为她的坚强。

2014年夏天，我怀孕了。为了能在资源紧张的某三甲医院预订一张产床，我和先生争分夺秒地申请办理生育服务证，俗称“准生证”，过程复杂曲折。而到目前为止，我采写的影响力最大的一篇稿子就是《女记者亲历：“难产”的准生证》。

我先生户口在外地，准生证要盖五个章，包括双方街道、社区、单位等等，而为了其中一个章，又要出具怀孕证明、初婚未育证明、居住证明、具体情况说明。我们一边按要求准备材料，另外一边又因各种奇葩理由被拒，比如怀孕证明需回北京盖医院章；比如我先生的北京市居住证只能证明他住我家，不能证明我也住我家；比如我们还须出具一份为什么要开初婚未育证明的证明，还要双方签字按手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