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季羡林，宛如走进一座学术文化高山，近之，愈觉其高，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也有人觉得季羡林是一部煌煌巨书，读之，愈觉其深……

据说，这一辈子季羡林有两百多个职务头衔。什么专家、委员、主任、教授、主编、编委、理事、会长、顾问，不一而足。

虽说这些职务有实的，也有虚的，但光北大副校长，南亚研究所所长，这两个实打实的职务于他一人之身就已经超工作量了。

人大常委也不是个闲差，每两个月开会一次，每次十天半个月，其他各种学会会长，副会长，虽说是挂名，但开会占去不少时间。

一天之际在于寅，除了每天凌晨三四点到7点半左右有几个小时的时间，上午与下午，老人的时间，被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会议、各色人等的拜访所占满，分割得支离破碎。

但在这种碎片化的时间下，季老依然无时不刻不在读书思考，修身养性，宁静致远，淡泊明志。

季羡林曾经明确表示要“三辞”：辞国学大师、辞学术泰斗，辞国宝。“三辞”甫一发表，马上就引发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各种意见和评论纷至沓来。

我在这里无意评说这些意见和评论，但是我认为，这个现象起码反映了一个事实：社会对季羡林的印象和认知，与季羡林的自我认知之间，存在着不尽相同，甚至是很不相同的地方。

不可否认，多年以来季羡林已经成为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学术符号，然而我坚持认为，无论这个符号有多么丰富的含义，它最根本的内涵绝对应该是“成就卓然的专家学者”。

而恰恰是这个最根本的内涵，近些年来遭到了大家的忽略，而且越来越被大家忽视了。

季羡林所从事的学术研究的领域比较冷僻，当然是一个方面的原因之一。和他风行天下的散文，妇孺皆知的杂文相比较，他的学术著作尽管在相关领域代表了国内乃至国际的最高水平，但其世运和待遇却要寂寞孤独很多。

恍如季羡林的生前身后寂寞名一样。

季羡林先生去世不久，他在北京大学朗润园的故居被盗，遭遇“清仓式的洗劫”，其文化价值的损失之大不可估量。

在我看来，季羡林旧居被盗之所以引发社会关注，并不仅仅是因为季羡林的学术身份和国学地位，更加折射出普通民众对历史文化遗物被漠视乃至轻易损坏的普遍不满。

难道季老旧居中几千册珍贵的线装古书，数量不等的佛像，不过是可以扔进历史垃圾堆的百无一用之物？

暮然回首，不知道有多少名人故居因为保护不善摇摇欲坠，岌岌可危，甚至在商业化拆迁中沦为废墟？

有多少千年城墙，百年老屋被强行改造为柏油公路，高楼大厦？

吊诡的是，在文化保护成为“显学”，推动文化保护事业越来越成为社会潮流的现在而今眼目下，季羡林朗润园旧居，依然被洗劫一空，这其中所反衬出来的口号与行动、理念与利益的落差，不露声色地向我们提出一个命题——

我们是否真正保持着对文化复兴和价值重整应有的人文情怀与行动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