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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樂必易，大礼必简”，今天我们用之以说甲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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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有四个字：人（），大（），卩（），女（），大凡接触过甲骨文的都认识。在甲骨文发现与研究的进程中，它们所对应的汉字是很快被认出来的。这四个形极简，都为人身姿，四形在甲骨文中大量参于他字构形，可谓是许慎“近取诸身”的典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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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是认识了，但字形我们理解了没有呢？我们来看古文字界对这些字形的说解。
人
《说文解字·人》：“天地之性最贵者也。象臂胫之形。” 徐灏《说文解字注笺》：“象侧立之形。侧立故见其一臂一胫。”《说文》前一句说人之性，后一句才说其形。总结之，象见臂胫的侧立之形。
大
田吴炤《说文二徐笺異》：“象人正立形。”林义光《文源》：“象正立…亦象躯体硕大形。”
卩
罗振玉虽释字为“人”，但说形为“象跽形”。姚孝遂《甲骨文字诂林·卩》下按语曰：“象人跽跪之形。”
女
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盖象跽而两手有所操作之形，女红之事多在室内也。男则以力田会意。男耕女织各有专司，故制字於以见意也。”陈炜湛：“象一个女人跪跽在地双手交叉于胸前之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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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举四字的字形说解是当下较为得到认可的。不过，李孝定所谓“两手有所操作之形”肯定错了，因为甲骨文里“两手操作之形”作即丮字，特显双手以示双手有所劳作之意，而“女”的字形中不显其手，说她“有所操作”一定是会错了意。对这四个字形，现在理解的可谓仅“卩”一耳，其它三个目前看来依然是雾里看花，仅仅为形说形，说者并不了解字形所蕴涵的社会含义，仅说形体于义无取。
徐灏在《说文解字注笺》中说的“造字之初，因物象形，本无奥义，后世穿凿求之，而支离曼衍之说繁矣”似乎为之撑了腰。虽然我们也烦于“支离曼衍之说”，但我们并不认同他的“因物象形，本无奥义”。我们认为先人既然用某个形来作某字以传意，那么这个形必定包含着特定的含义，其“本”不可能“无奥义”。相反，不但所取形有特定的含义，而且在造字之初的那个社会环境里必定他人一见而能明白。道理很简单，文字是用来与人交流的，让人看不明白的形是没有用的。一个立正、稍息、“葛优躺”的充满现代气息的人形古人一定不明白其中的含义，也不会用这样的形来造字。所以，四个字形一定有当时的社会意义，只不过古文字界多重于认字求义，而对其本形本义，因年代久远难于索解故多略而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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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漫长时间的思考与求索，对于这些与人有关的字形本义，我们似乎抓到了它们的“尾巴”，那就是礼！礼！礼！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在礼仪之邦的中国，“揖让而治天下”，礼在古代社会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无须赘言。下面容我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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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对于“人”的“一臂一胫侧立之形”的义含是在读《礼记》时得到启示的。《曲礼》：“立则磬折垂佩。主佩倚则臣佩垂，主佩垂则臣佩委。”《曾子问》：“揖让而入”，《玉藻》：“揖私朝”，《樂记》：“揖让而治天下”，《仲尼燕居》：“揖让而入门…揖让而升堂”，《表记》：“三揖而进”，《投壶》：“揖賓就筵”，《鄉饮酒义》：“入三揖而后至阶，三让而后升”，《聘义》：“三让而后传命，三让而后入庙门”。一本《礼记》，满目“揖让”。
用《礼记》里的“磬折”“揖让”来解释甲骨文中的是非常恰当的。这个侧立的，可以见到身躯与直立的腿胫有一个弯曲，处在腰部位置，这样的肢体典籍称之为“磬折”。《后汉书·马援传》：“述鸾旗旄骑，警跸就车，磬折而入。” 李贤注：“磬折者，屈身如磬之曲折，敬也。”磬折是一个屈身动作，在礼中用以示敬。磬折的身躯再配斜伸的双臂（此时双手可能抱拳），正是“揖让”的肢体语言。
揖让是古代社会的一个常礼。相见时作揖，分别时作揖，相敬相让时也作揖。
“揖让”有谦以敬人之义，“谦”、“敬”是礼的重要内涵。古代作揖时身躯的弯曲程度的不同有着不同的含义。如弯曲度不够，犹如直立，则有倨傲不尊之嫌。如弯曲度过大，则又有谄媚讨好之嫌。在不同等级之间，弯曲度也是不一样的。如前面的“主佩倚则臣佩垂，主佩垂则臣佩委”，是根据胸佩的不同状态描述垂佩人弯腰的程度，地位低的作揖时身躯的弯曲程度要大于地位高的。
这个作揖与现在的拱手不同。首先在手臂上，此作揖双臂前伸，肘不上曲，而现在的拱手抱拳肘部曲而上举，前臂与上臂侧视中形成“v”形。其次是弯腰，此作揖作“磬折”，而现在的拱手礼腰却越来越直了。
随着近代西方文化传入中国，中国人相见接受并使用西方的握手礼，像作揖这样优美的见面行礼方式已被我们所摒弃，仅在当下拱手礼中稍见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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卩、女
的“象跽跪之形”说到了点上。不过，《现代汉语词典·跽》：“双膝着地，上身挺直”，且“跽跪”连言，总会将现在的我们引入到跪的概念中去。其实这个是古人的坐形，与跪有别。古代的坐姿与现在的“垂足而坐”不同，它是“双膝相并着地、双手抚膝、双脚在后、脚心朝上、臀部落在脚跟上”这么一个姿式。这个姿式在今天的日本韩国还很常见，我正是见了《东京家族》剧照中男女的那个坐姿才猛然理解甲骨文“女”字构意的。
从典籍中，我们知道在古代“坐”不是一个可以随意的动作。《礼记·曲礼》要求“坐如尸”。与有礼的“坐”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无礼的“踞”，它的动作特点是双脚和臀部都落在地上，可分“蹲踞”和“箕踞”，区别在于前者双膝并拢、两膝上耸而后者膝盖打开如簸箕。《礼记·曲礼》对于“坐”的告诫就有“坐毋箕”。《论语·宪问》因为“原壤夷俟”（孔颖达：“原壤箕踞以等待孔子”）而被孔子骂作“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这句话翻译成现代语就是“你小不学礼，大无建树，老而不死只白吃，是个害人精。”天哪，心有多恨才能让“知礼达人”骂出这么狠毒的话啊！如此尚不解恨，孔夫子还“以杖叩其胫”，真是又骂又打往死里整啊！有了孔夫子这个榜样，儒家另一位代表人物孟子对“箕踞”也是嫉恶如仇。《韩诗外传》记载：“孟子妻独居，踞。孟子入户视之，谓其母曰：‘妇无礼，请去之。’”孟子居然因为妻子的“箕踞”而要休妻！孔、孟的这两个活例子比那两句苦口婆心的“坐如尸”、“坐毋箕”更震撼到你了吧。
不过话说回来，古代的这个“坐”也是很不符合人的生理学特征的。这种坐姿时间一长，由于自身体重的作用，腿酸膝盖疼是一定的。所以想解放自身的，不只孟子妻子一人，还有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庄子，“庄子妻死，惠施往吊之，庄子方箕踞鼓盆而歌”（《庄子·至乐》）。老婆死了不悲伤居然还“箕踞鼓盆而歌”，真是无礼加无礼，无礼二次方啊。
顺便说下那个与“坐”十分相似的“跪”。古人席地而坐，都得两膝着地，但以臀部落于足跟的为坐，不着足跟，腰部伸直的为跪。就情而言，坐以为安，跪以为敬。
至于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坐”姿。古礼讲究男女有别，女人坐时其他一样但双手与男人小异——交叉安放于腹前而不是陈炜湛所说的胸前。如此，妇女显得端庄而矜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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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对于“象人正立形”的的字形构意是从“立”字推知的。立，甲骨文作，从“大”下着一短横。这个短横它在甲骨文构形中使用普遍，是个指示符号，代表“所在之处”，有特指的含义，这里指人所立之处。《礼记·曲礼》“坐如尸”的下一句就是“立如齊”，这个“立”的构意就系于这个“齊”字。此处的“齊”通“齋”，表示祭祀时的恭敬神态。“坐如尸，立如齊”就是要求人坐要像尸那样矜持端庄，立要像临祭那样恭敬严肃。“立”的字形主体就是一个“大”，所以这个就是临祭时恭敬严肃的那个正面端立人形。
这个在甲骨文合体字形中表示人，但在独体字中均作大小的大解，一个恭敬肃穆神态的人为何能推衍出大的义呢？这绝不会象林义光说的因“躯体硕大”而取义。在礼仪社会还得从礼上着手。《礼记·大学》有“诗云：‘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一句，“穆穆”，仪表堂堂端庄恭敬的样子。翻译成现代文即是“仪表堂堂端庄谦恭的周文王，他光明的美德使人们无不崇敬”。从文王的仪表、美德让人产生“崇敬”之心，再由“崇敬”而生文王形象的高大。这不是形体上的大，而是美德上的大。高大之义就是这样来的。同样，即便是现在社会，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我们也可以从神态举止上略知一二，这个心理古今同一。 典籍中的“大”还有“美”义，如“大樂”、“大礼”的“大”就是一个赞美词。现代宣传中习见的“大美某某”句式，其“大美”一词，“大”与“美”是并列的关系而不是“美”的修饰。“大”有美义也是从恭敬严肃的堂堂仪表中得来的。甲骨文中的“美”字字形都是从“大”，这也可从侧面知“大”与美的关系了。从礼的角度讲只有如此才可称之为美。
又可知虽侧视见臂胫成形，但其为行“揖让”之姿而非“侧立”，立者也，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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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总结一下，、和其实是古代的坐姿与站姿，而那个则正在行揖让之礼，“揖让而治天下”的正是他。四形都取像于古礼身姿，其中“坐”别男女，而那个临祭的与作揖的，依古礼则当为男性。我们花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得到了字形的社会含义。其实“循礼而行”对这些形本不该这么难解，只不过时光流逝，名物变迁，风移俗易之后，才使得今人看古代那些日常礼节也成为了一场“雾里看花”。
妇好墓坐姿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