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合的是，123年前的今天，当时大清帝国头等全权大臣、实际上的总理兼外长李鸿章，也在日本。就是这一天，他签署了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一个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在此之前，李鸿章和100多名随员已经在日本谈了一个多月，日本人的胃口大得惊人，让李鸿章感到难以接受。其间，李鸿章还挨了刺客一枪，日本因此才勉强下调了一点要价。

李鸿章面对虎狼一般新崛起的日本，他的背后，是孱弱腐朽行将没落的大清。日本刚在前一年的甲午海战中，击败了北洋海军。李鸿章签署卖国条约，在当时也是迫不得已的选择。

李鸿章要签《马关条约》的消息，两天前，也就是1895年4月15日，就传到了北京。当时全国各地的举子云集京城，等待朝廷发榜。清朝不但赔银两亿两，还要割让台湾和辽东的消息，让举子们群情激愤——搞出一件大事，史称“公车上书”。

好啦，说到这里，今天补壹刀的主角要登场啦。他的名字叫康有为，中国近现代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他自称是“公车上书”的核心人物，并在随后的很多年里，保持着高度的活跃。但随着更多历史细节公之于众，他的形象逐渐发生了逆转。

高晓松专门做了一期谈康有为的晓说节目，把康称为“妄人”、中国公知的鼻祖。虽然高晓松喜欢夸大其词，讲的更多是段子，不能当做史实。但康有为获得这样的评价并不冤枉，他不仅能算中国公知的鼻祖，还是史上最成功的公知。

壹

想成大“公知”，包装是至关重要的。康有为深谙此道。

康有为连考三次都没考中一个秀才，后来不得不花钱买了个“秀才同等学力”——监生。科举这条路是不通了，康有为只能另辟蹊径。1891年和1898年，康秀才先后出版两本大作，一是《新学伪经考》，二是《孔子改制考》。两书在当时算得上惊世骇俗，让康有为在短时间内获得了极高知名度。

在《新学伪经考》中，他论证说，被历代帝王奉为神圣的儒家古文经书，如《周礼》、《左传》、《易经》等，都是西汉末年刘歆伪造的，目的是为王莽篡汉建立新朝提供理论依据。当时，古文经学是大清学界主流学派，康秀才把古文经传一概斥为伪造，一下就把“恪守祖训”的思想界震了。

1892年开写、1898年才写完的《孔子改制考》，延续这种标新立异的“畅销”路线。书中说，孔子以前的历史无据可考，孔子是假借尧舜等远古先贤的言行，创作“六经”，借以宣传他自己的一整套政教礼法，于是，孔子成了一个“托古改制”的变法先驱。

这两本书，按现在流行的说法，就是当时思想界的一股泥石流，对传统知识分子是猛烈的冲击。这在客观上，有助于社会思想解放，为变法维新做理论上的铺垫。从这个角度说，是康有为的一个贡献。他自己因此博得大名。

虽然学历很低，但康有为的学术功底，得到一致认可，他对此也毫不谦虚。没有一点真学问，全靠包装，也不能成事。康有为不仅精通中国传统文化，还对西学颇有研究，也可以说是“学贯中西”吧。

在自编年谱中，他说自己数次从老家广州乘船北上，途径上海、天津等地租界，还专程去过香港，所到之处，只见“西人宫室之华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钦佩之余，康秀才大量购买汉译西学之书，潜心研读。

相对于他的学问，康有为的煽动能力更是高超。在《三十自述》中，梁启超曾写下初见康大师时的场景。

那是1890年，“大师”32岁（比刀哥年纪还小），启超18岁（00后）。梁启超说，他向大师介绍自己学的东西，结果被斥为“数百年无用旧学”。经过从早8点至晚7点的长谈，启超顿觉“冷水浇背，当头一棒”，甚至当晚都睡不着觉了。变成大师铁杆粉后，梁举人干脆尽弃前学，跟康秀才从头学起。

梁启超不是一般人，能对他“当头一棒”，并死心塌地跟随那么多年的人，没有几把刷子，可能吗？

这是说，包装也得有基础。不过，对康有为的两本成名之作，不断有人说是抄袭。不少有关晚清历史的书中都提到，康氏两“考”，很可能是剽窃了清朝另一位经学名家廖平的学术成果。廖平先于康有为，写就《辟刘篇》《知圣篇》，主要观点与两“考”相似，只是没及时出版。

1890年，廖平在见康有为时，给他看了《辟刘篇》手稿。当时还在力挺古文经学的康有为，一年后就写出《新学伪经考》，而且短短时间内，他的观点180度大转弯，猛批古文经学，这确实蹊跷。

廖平曾公开指责康大师剽窃，但大师从没正面反击，有人说大师不屑反驳，但更多人觉得他“做贼心虚”。到底剽没剽窃，也成了晚清学界一大公案。

另外，康有为言常称西方，以此来论证自己的观点，还曾在万木草堂中大讲西学精要。美籍华人历史学家唐德刚，对此曾有分析。他说，康有为不会外语，当时大清朝的汉译西学书记又极为有限，而且内容也都很初级。那些书中的西方社会知识，大致相当于五四运动后“高级中学教科书”的程度，也就是高中水平，而生光电气等自然学科，就更在“初中”之下了。

说句公道话，在这一点上，康有为比不上今天那些“言必称西方”的现代公知。

貳

想成大“公知”，还要对舆情高度敏感，善于抓住公共事件发声，塑造自己的形象。见效最快的，莫过于批判现实和现行体制。为了批判而批判，也是古今中外历代公知们的通行做法。

甲午战败后签定《马关条约》，就是一个再合适不过的“公共事件”。康有为不仅在自编年谱中，说自己是“公车上书”发起人，还专门撰写《公车上书记》，进一步坐实自己领导者的名分。

问题是，“公车上书”跟他到底有多大关系，这也是为很多历史学者怀疑的。

按照康氏自述，当时各省1300多举子齐聚松筠庵，商议联名请愿，并公推他写请愿书。康圣人“欣然应命”，挥毫写成洋洋洒洒万余字的《上皇帝书》，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等主张。

这些主张，倒确实都是康有为喊了半辈子的口号，也是康氏维新思想的精髓。他一生先后七次上书光绪，都一以贯之的浸透了这些主张。但对所谓“公车上书”的一些细节，比如举子人数、是否大家公推他写折子等，至今都没公论。康大师的描述，只是他的一面之词。

到了1898年，光绪帝最终决定维新变法。康有为对与他有关的历史情节又极尽夸大，突出了自己的历史作用。他一生最引以为傲的就是被光绪帝接见。按照康有为自己的描述，1895年6月15日，光绪帝召见，并和他谈了足足4个钟头，赏识之情可见一斑。

但实际情况呢？当天排在康有为后面受接见的张元济，也是维新派的一个人物，在日记中说，光绪见康有为不过一刻钟左右。15分钟和4个小时，这差别也太大了。

爱吹牛算不上什么大过，康有为后来最被人诟病的，是戊戌变法夭折后，康有为一拍屁股，跑得比兔子还快。他把年轻人煽忽起来，自己却在危急关头马上开溜。这算是历代公知深入基因的一个本事。被康有为煽乎起来，并英勇就义的，就有他的亲弟弟康广仁。

而最有名的则是谭嗣同。谭嗣同和康有为，是中国历史捧出来的一个鲜明对比。

网上有一段子很生动，跟大家分享一下：

谭嗣同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为变法流血者，此国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康有为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为变法流血者，此国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get到了吗？同一句话，不同的人说，展现出欺世盗名者和真正志士仁人的天渊之别。

叁

要成为大“公知”，还得有一个本事，就是脸皮一定要厚。

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就充分展示了这种特质。亲兄弟和弟子们“血祭”变法，连光绪帝都被囚灜台，而康圣人不但干净利落跑了，还借维新领袖之名聚富敛财。

流亡海外后，康有为组织了保皇会，四处筹措经费，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海外华侨们对“康圣人”仰慕有加，积极捐赠。但康有为没把钱用在“保皇救国”上，而是用这些钱四处避居，养尊处优。他还到处购置房产，甚至在瑞典买了一座小岛，“盖豪宅以寓居”，一住就是4年。

忽悠别人捐钱时，除了依靠自己的名头和口号，康有为还编造出一个“衣带诏”的大谎言。他说，自己逃亡，是因为光绪帝托人给了他一份密诏，命他暂避一时保留希望，以后再想办法勤王。

这份“衣带诏”，成了康有为以后十多年合法性的唯一凭证，海外华侨之所以踊跃捐款，很大程度上也是信了这个密诏。

“衣带诏”有吗？确实有，但不是给了康有为，而是给了“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锐。康有为本以为杨锐被杀，他把“衣带诏”的事窃为己用，死无对证。但想不到，杨锐得到的密诏，被他儿子设法带回老家，日后还公布了出来。

铁证一出，康有为欺世盗名的把戏立刻被戳穿了。但在此之前，他已经借此敛了大笔钱财。

这人品，也是没谁了。而要再细究起来，真正的“康有为”，在私德上，也是槽点多的像筛子。

比如他天天嚷嚷妇女解放、一夫一妻，自己却娶了6个老婆。而且大师对“十七岁花季”，好像有特殊的迷恋，5名小妾进门时，都只有17岁上下。

肆

康有为所处的时代，是最危险、最困惑、最自卑的时候。病急乱投医，康有为一介书生（或者狂生），得以登上舞台，留下了他不算光彩的印记，成为书生误国（或者说公知误国）的典型案例。

我们不能说，康有为就完全没有报国之心。他满腹学识，好大言不惭，在上毫无经验和智慧，也没有根基。在巨大的权力面前，在巨大的责任面前，在巨大的危险面前，在巨大的诱惑面前，康有为所表现出的操守，甚至还不如一个普通人。虽然饱读圣贤书，但人品却如此低劣。康有为的表现，也是对整个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一种羞辱。

康有为在他的一生中，所暴露出的虚伪、贪婪、怯懦、自私，都是人性常见的阴暗面。但康有为的危险在于，他学问大，名气大，煽动性强，又始终打着公义的旗号，将私心和私利藏在里面，具有很高的隐蔽性，直到今天也不能完全将他识别。

设想一下，假如让康有为掌握了国家权力，会是什么样的一种场景呢？

幸好，这只是一种假设！

幸好，中国不只有康有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