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小编说朱永新是教育界的“名人”，李镇西亦是。在李镇西眼中，朱永新是什么样的人呢？当李镇西遇到朱永新，会有哪些故事发生呢？
文/李镇西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实验中学校长
居然有这样的市长，一点架子没有？
第一次听说“朱永新”这个名字时，我有点“恐惧”。
1999年夏，我去张家港讲学。要离开时，高万祥兄告诉我：“明天到苏州吧，朱市长想请你讲学。”我问哪个“朱市长”，他说：“就是我们苏州市分管教育的朱永新啊！”说实话，我这个人见到“官”便会手足无措。高万祥见我有点犹豫，解释说：“朱市长本人也是搞教育的，他现在还是苏州大学教授，主攻教育心理学、教育哲学等。他搞了一个名师名校长培训班，想请你去作场报告。”随即又劝我：“你就当成是跟苏州的老师们进行的一次面对面交流吧！”我想，也是，日理万机的“朱市长”哪会到场呢！我便去了。
没想到，报告那天，我刚到会议厅，一位身材魁伟的大汉就迎上前来，不由分说握住我的手：“你好！我是朱永新！”握着他的手，看着他老朋友般的笑容，我怎么也不能把他和市长联系到一块。恐惧当然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茫然：居然有这样的市长，一点架子没有？
不是“教授”，更不是“市长”，而是一位爱教育、爱孩子的人
按我的“经验”判断，朱市长要么在报告前“接见”一下我，然后就“百忙”去了；要么坐在台上，陪我作报告。谁知，我又“失算”了：朱市长既没有陪我坐台，也没有快闪。报告一开始，他就在最后一排的角落里坐了下来！整整三个小时“爱心与教育”的报告中，我看到角落里，朱市长双眼潮湿。
报告一结束他就走上来再次握住我的手：“讲得太好了！我被你和学生的故事感动了。我正在主持出版一套大型丛书《新世纪教育文库》，我想把你的报告收进去！”
我真的很感动，绝不是因为市长听了我的报告，我就多么“受宠若惊”，而是我从他动情的面庞上，看到了教育真情。
其实，我的所谓“报告”毫无学术性可言，不过是讲讲我与学生之间的故事，平常而琐碎。所体现的教育理念也不时髦、不前卫，无非就是说“教育不能没有爱”，但这些故事所蕴含的感情却很自然、很真诚。在这之前，也有一些我非常敬重的教育专家听过这个报告，但我从他们严峻、稳重的表情中，知道我的这些故事是“浅薄”的，没有上升到“理论层面”，没有站在这个“主义”或那个“主义”的高度“建构体系”。对此我很坦然：本来么，我就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学班主任和语文教师！
但是，他能被一个中学教师和他学生的故事所感动，至少能说明，他赤子之心未泯，他对教育、对“人”的一颗爱心依然素净而本色。这是难能可贵的。
我看到的，不是“教授”，更不是“市长”，而是一位爱教育、爱孩子的人！在这一点上，我感到了我和他在精神上的相通之处。
他从没缺过课
后来，我考取了朱老师的博士研究生。
常常有人问我：“朱永新现在真的给你们上课吗？”我说：“那当然！”朋友们往往还不太相信：“他当市长那么忙，怎么能保证开足课时？”我说：“他有时的确不能按时上课，但他一定会提前通知我们，并利用晚上或周末把课补上。可以说，他从没缺过课！”
别说外人，我们这些学生有时也难以想象，正给我们上课的朱老师，几分钟前可能还在“总揽全局”。
我也曾经认为，学者与官员之间的关系是天然冲突的，犹如思想家和家：前者是理想主义者，后者是现实主义者；前者多批判，后者多建设；前者往往以“前卫”自居，后者常常以“保守”著称；前者总考虑什么是“最好的”，后者总考虑如何才是“可行的”。说得再直率些，学者需要一颗纯净的童心，而官员于世俗中难免染污蒙尘。如兼任两角色，很难同时有成。熊掌和鱼果能兼得乎？
市长是暂时的，学者和教育理想是永远的
刚到苏州大学，我读到了朱老师刚出版的《我的教育理想》。一篇篇文采飞扬的演说辞憧憬的是“理想的教育与教育的理想”。同时，他对中国教育过去的回顾、现在的分析和未来的展望又客观、冷静、科学，既着眼于“最好”，更着手于“可行”。这把作者同象牙塔里坐而论道的“学者”区别开来，也同某些缺乏思想而只想把官当官做的“官员”区别开来。
我问朱老师：“你是教授，又兼任，两种角色会不会冲突？”
他坦率地说：“做市长和做学问不能说一点冲突都没有，至少我自由支配的时间就比过去少多了，但二者在本质上有一个共同的指向，就是‘教育’。作为教授，我研究的是教育哲学；作为，我分管教育。做市长，我可以做我以前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把过去的对教育理想的美好憧憬，在我职权范围内把它变成现实。”
“同时，我过去只是一个人在思考研究教育，现在，我可以组织更多的人一起来思考研究、探索。你看，《新世纪教育文库》在全国产生了强烈反响，我邀请李政道、于光远等国内外著名科学家、学者推荐，这是一项浩大工程，如果我不是市长，是做不到的。是我做教育的有利条件。对我来说，市长是暂时的，学者和教育理想是永远的。”
完全没有必要被一些貌似高深的‘理论’唬住，更不要迷信它们
有一次我跟随朱老师出席一个全市教育科研大会。朱老师一句官话都没有，他针对教育科研的发言尖锐犀利——
“现在，有的所谓‘教育科研’简直成了‘伪科学’！有的‘伪科研’是‘假教育’，一般还不会对学生造成直接危害。而有的‘教育科研’甚至‘反教育’！‘反教育’的教育科研与教育的初衷背道而驰。举个例子，有些地方通过测评、计算、统计、分析等方式‘研究’学生的‘智商’，然后将这个‘科研’结果反馈给教师甚至家长，它向教育者‘科学’地宣布：某某学生智商低。这样的‘科研’是典型的‘反教育’，不但误导教师，也极大地伤害了学生的自尊心、自信心，戕害一生。教育科研要实事求是，讲究真正的科学性，让教育科研真正姓‘科’。”
朱永新的实事求是不只体现在官风上，还体现在学风上。有一段时间，我正在读某著名专家的著作，该著作晦涩难懂。我苦恼地对他说：“朱老师，我读不懂××的书。”
原以为朱老师会给我一些指导，谁知他竟坦然地说：“读不懂你就不要读嘛！你完全用不着自责。有些‘教育理论’我也读不懂，我看多半是因为作者本人也没有把他的‘理论’搞懂。”他拿自己当年的博士论文举例，“我的博士论文10万余字，也十分难读，至今还有2000多本无人问津。这能怪读者水平低吗？我看只能怪我没能深入浅出地表述。你完全没有必要被一些貌似高深的‘理论’唬住，更不要迷信它们。以极为平易朴素的语言来表述深刻的哲理，这才是真正的大家！”
他对学生不吝付出，却对学生的付出极为尊重。有一次，他写一篇长文，作为学生我按他的要求搜集整理了一些资料。结果，文章发表后，我看见文章结尾的括号里居然有一行字：“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承蒙李镇西博士帮助搜集整理资料，特致谢意！”我说：“朱老师，你怎么这么客气呢？”他说：“不是客气。我真是很感谢你！”他居然要把稿费分一部分给我！他说：“我从来就是把大家看成是合作的伙伴，没有大家，我也会一事无成。”
这样的朋友，哪会让人“恐惧”
我们称朱永新为“老师”，在我们学生心中，视他为更亲近些的“朋友”。
师兄陶新华读本科时，就追随朱老师。他与朱老师处的时间最长，也最了解他：“我读本科时，朱老师当时不到30岁，是苏州大学最年轻的副教授，和我们很合得来。我们常到他宿舍玩，到他家改善生活。混熟后，到他家很随便的。有一次他不在，我们就把他放在走廊里烧饭的锅和煤炉拿到宿舍改善生活，用完后不知怎么锅破了，可我们当时不知道，用完了就还到他家的厨房——宿舍走廊里去了。朱老师回来做饭时，发现锅莫名其妙地漏了，他知道实情后哈哈一笑了之。”
生活中的朱老师，也处处于朴素平易中，自然流露出真诚。他的豁达大度在学校里是出了名的。他做教务处长时，苏州大学教务处受到教育部表彰，但有人不理解、不支持，甚至还打击他，但他从不与这些人发生冲突，反而与他们成为好朋友。朱老师常常告诫我们：“做学问，首先要学会做人，要学会与人相处、与人为善，要豁达大度，要以德报怨，你最终才能有所成就。”
新年前夕，朱老师总会自费为我们搞一次迎新聚会。呵呵，在这样的场合，“朱市长”就更“有失身份”了！同学们常常通过游戏拿他“寻开心”。一次酒席上，主持人陶新华设计了一个“照镜子”游戏，要求朱老师把在场所有人都当做镜子，他有什么表情我们就做出什么表情，他有什么动作我们就做什么动作，他说什么话我们就说什么话……朱老师真的乖乖地站了起来面对大家，可他不知所措，嘴里情不自禁地小声说：“要我做什么呀？”大家立即学他说：“要我做什么呀？”他好像猛然被大家的声音吓了一跳，又忍不住说：“你们在干什么？”大伙儿又齐声说：“你们在干什么？”他又一愣，下意识地用手理了理头发，全场的人也学着他理了一下头发。他好像终于明白了什么，憨态可掬地笑了：“嘿嘿嘿嘿……”大伙儿也笑了：“嘿嘿嘿嘿……”
看着朱老师那么纯真的笑容，我想到第一次听到“朱市长”时的“恐惧”，不禁笑了：这样的朋友，哪会让人“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