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片土地上还在应用帝王纪年法时，道光二十三年成为了历史的一个节点。

太平天国的精神维系“拜上帝教”从这一年诞生，为之后暴起的太平天国运动拉开了历史河水的闸门。

但这在那一年中仅仅是波涛暗涌中的一泓，千疮百孔中的一个。真正做到改变了整个朝代格局的是十月清朝钦差大臣耆英、英国驻华全权公使璞鼎查各自代表两国在广东虎门签订的中英《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又称《虎门条约》，共十六条，并附有《小船定例》三条。

《虎门条约》被看做是“租界”这一名词在中国最早的条约依据。实际上承认了英国民众在这片东方土地上的合法居住权，人组成社会，社会形成领土，英租界的形成让其他各国也纷纷效仿，你一口我一口分着这杯羹。受到这项条款影响最深的也许是上海，从外滩依然保留的欧风建筑中就可以找到当时的痕迹。茅盾在《健美》中认为“我们这十里洋场实在还不过是畸形的殖民地化的资本主义社会”。

在电影《精武门》中除了东亚病夫牌匾外让人铭记外，李小龙一脚踢碎外滩公园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的场景更让人印象深刻。关于这块牌子的真实性有很多猜测，上海女作家陈丹燕曾经去到过伦敦和美国的图书馆去翻找史料但一无所获，又找到了为《精武门》制作这块道具牌子的制造者，得到的回答是这只是在一个玩笑似的过程中被打造出来的。吴芳思在《口岸往事》中谈到一度传说根本不存在这样的告示牌，可能是愤怒的中国民众的“发明”。陈丹燕也正面回答了这个问题：“它其实来自公园的游园规则，最早一条是‘这个公园是外侨社团专有，非外侨者不能进入’。后来又由于发生狗咬伤孩子事件，公园又加了一条规定，‘狗和骑自行车的人也不能入内’，这些规则被某些有别样企图的人联系起来，变成了‘华人与狗不准进入’”。她在考据后认为它的存在来自于那个年代有着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左翼文人们的以讹传讹。

即使“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块极具侮辱性的牌子并非真实存在，也扭转不了当时被以租界方式进行殖民的历史。口岸城市被开放为租界时有许多附加条件，譬如承认英国享有领事裁判权，中英民人之间倘有交涉词讼，“其英人如何科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领事）照办”。在《口岸往事》中，吴芳思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去描述那些来到中国的领事和商人们。

由于掌握中文是必要条件，领事很多是由传教士担任。他们在竭尽所能建立起领事馆后又苦于没有资金，部分领事馆中仅有一两名助手协助处理日常事务，并且由于并不提供资金支援不能建设足够大的监狱去关押犯人，狭小潮湿的空间又容易爆发疫病，无奈之下只能采取交一笔钱就将他们放走这种危险的做法。领事在行使他们手中的司法权时也困难重重，英国人认为中国法律严厉，而中国人认为法庭不公正偏袒英国人，因此常常爆发冲突。由于他们心知肚明鸦片贸易并不光彩，领事们的态度只能是“在中国人侦查的鸦片走私案中，他们不会给予英国当事人支持，中国人负责调查这些走私商贩，并把他们送上领事法庭。”他们唯一可以理直气壮地指责的只有苦力贸易。

比起为了大局而举步维艰的领事们，英国的商人更在意自身利益。“由于商人们无视战争和条约，坚持不懈地抱怨英国没能为他们提供足够的支持：他们希望向中国施压，全面开放中国市场，让鸦片贸易合法化并消除关税壁垒，他们还希望英国为其提供更多的庇护，根据需要派遣炮舰入华”。他们与英国的磋商从未顺利过，商人们为了争取在条约口岸更大的影响力，在一些较大的租界中以工部局的的形式建立起地方自治，甚至还成立了法院维护他们的“治外法权”。

条约口岸的侨民除了领事和商人，还有普通的民众，小刀会起义和太平天国这样的争斗对于政客和商人来说是和利益的撬棍，而对他们来说更像是一项少有的刺激的活动。在经历了之后各种条约的签订、时局的变幻、战争的残酷后，在1940年日本进入中国并且在这片土地上开始建立它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时，这些海外侨民在中国租界的生活开始彻底的崩坏和腐朽，他们失去了人身自由，被日本军方送到集中营监禁起来。在这里他们睡在光秃秃的地上，吃着隔天就会转绿的黑面包，每天都要去做苦力，过去的生活一去不复返。“艾薇·斯特德在集中营生下一个死婴，丈夫被剥夺了探视权，唯一给予她的只有一枚鸡蛋”。经历了漫长的磨难，最终在英国签订《中英新约》，美国签订《中美新约》放弃他们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后，这些幸存的侨民才得以被遣送回国。

生活在英国的汉学家吴芳思，通过阅读大量海外侨民的日记、回忆录，了解他们在中国的真实生活，写作成《口岸往事》这本书。为我们了解这段铅灰色的历史提供了不一样的角度。抛开国籍和人种，生活从来都只是生活。

简介：这是一部英国汉学权威学者努力沟通中西文化的用心之作。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由此开启整整一百年的条约口岸历史。作者通过大量侨民的回忆录、笔记，描述了侨民色彩斑斓的生活，见证了这一百年里诸多历史事件。作者是一位对中国历史富有同情心的英国人，娴熟中文，能熟练驾驭中美文献资料，因此，本书填补了中国学者因语言材料所限，难以一窥海外侨民在中国多重景象的空白。另外，本书虽出于学者之手，却能似叙述的笔调展现这一百年历史中的点点滴滴，便于一般读者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