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重臣，与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的左宗棠，是靠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起家的，他出山之后的首次“华丽亮相”，就是在太平军围攻长沙的时候，为湖南巡抚张亮基“昼夜调军食，治文书”、“区画守具”，给他出了很多主意，各种建议都被张亮基采纳，使张亮基牢牢地守住了长沙，太平军围攻三个月都没攻下，撤围北去。

之后，他又在与太平军的PK中屡立大功。

太平天国完蛋后，左宗棠似乎成了镇压“叛军”的专业户，比如平定陕甘回民叛乱。

到陕甘回民叛乱时，左宗棠已是陕甘总督了。

陕甘回民叛乱又称“同治陕甘回变、同治回乱、陕甘回变、陕甘回乱、回回乱”等，始于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规模之大，遍及陕西、甘肃(包括宁夏和青海东部)以及新疆各地。

清廷从甘肃、直隶调来大量军队镇压，负责军务的钦差大臣胜保却是个草包，打一仗败一仗。1862年11月，清廷又派多隆阿换下那个草包，不料战死于攻打周至的战斗中；再由穆图善接替，虽然互有胜负，但始终没有将叛军赶出陕西，陕甘饥民揭竿而起后，甘肃的回民叛乱军队反而越来越强大。

看来其他人都搞不定，那就让老左上吧。

左宗棠是1866年接任陕甘总督的。

那时候不安分的，不但有陕甘回民，还有捻军，他们若是联合起来，那就太难对付了，所以必须先搞定一股，剩下的另一股就好办了。所以，左宗棠向清廷进了这样的方略：“方今所患者，捻匪回逆耳。以地形论，中原为重，关陇为轻；以平贼论，剿捻宜急，剿回宜缓，以用兵次第论，欲靖西陲，必先清腹地，然后客军无后顾之忧，饷道免中梗之患。”又说：“进兵陕西，必先清关外之贼，进兵甘肃，必先清陕西之贼，驻兵兰州，必先清各路之贼，然后饷道常通，师行无梗，得以一意进剿，可免牵掣之虞。”

简单点说就是先搞定捻军，然后再解决陕甘。

后来的事实证明，左宗棠“先捻后回”、“先秦后陇”的方略无比正确，也达到了“不令捻回合势”的目的——1866年，也就是左宗棠接任陕甘总督的当年12月，为救援东捻军，西捻军就渡过黄河去了山西，导致在陕西的回民叛军成了孤军，无法抵御清军的节节进逼，相继丢了鄜州、宜君、三水、绥德等地。

镇压了西捻军后，陕西大局已定，左宗棠回到西安，于1869年二月移军干州，将陕西境内的叛军诱逼至甘肃，然后集中兵力对付甘肃叛军。

1873年，经大小50余战，甘肃叛军剩下白彦虎一支孤军，在左宗棠追击之下，由新疆逃至今天的吉尔吉斯坦，在那里定居下来，娶妻生子，繁衍后代，成了今天的东干人。

“征回”得胜后，左宗棠率领大军撤回关内。

一本叫《清代之竹头木屑》的书，记载了左宗棠回师途中的一个故事——

“左文襄（左宗棠谥号“文襄”）征回，凯旋入关，顿军某所，安扎甫定，文襄忽传令拔营前进……”

几个意思？刚刚安营扎寨又令拔营前进，这是折腾个啥呢？疲惫至极的将士们正打算休息，突然接到这样的命令，谁也不想执行。

各位统领没法，只好来到左宗棠的大帐，向他汇报情况，左宗棠大怒：“吾即起马，有敢后行者，以军法从事。”大家满怀怨恨，勉强拔营而行。

数小时后，左宗棠问走了多远了，下面的人告诉他，距之前扎营那嘎哒至少四十里了，左宗棠说好吧，别走了，就地扎营。

刚停下来没多久，前面就有人来报告：之前咱们扎营的地方，忽然发生了大爆炸，“全营营地，顿成巨坎”。

全军上下吃惊之余，对左宗棠佩服得五体投地，将领们纷纷进来感谢左宗棠“救命之恩”，顺便问他怎么知道那里会出事？左宗棠说：“咱们刚驻扎时，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叛军虽然看起来被咱们降服了，但却很勉强，非诚心归化也，心里一定非常恨咱们，肯定想报复，咱们在什么地方驻扎，他们也一定预料到了，当时我静听更鼓的声音，听到地下若有应声，好像是空的，心中有一股不祥的预感，才命令全军立即拔营，继续前进，目的是为了避免可能的危险。为什么我不明言？是因为如果明言了，到时候又什么事儿没有，那就尴尬了，所以才下死命令拔营，继续前进。”

于是，“将领咸惊叹以为神人”。

可惜，当时的满清已病入膏肓，哪怕有百个这样的“神人”，也阻止不了它在死亡的道路上狂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