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的契机

——晚清改革的悲剧

   甲午中日战争后，中国面临着帝国主义的瓜分危机，各种力量分化组合、为民族的生存作出努力。晚清先后进行了三次改革，企图维护自身统治。而在17年的博弈后，却最终统治崩溃。革命的力量，是如何一步步获得社会进步力量的支持，从而埋葬晚清政权的呢？革命是如何取代维新、取代新政成为霸权话语呢？晚清是否有可能自救成功呢？借助当时的史料，我们来考量当时的改革得失。

   《马关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掀起了向中国输出资本、抢夺利权的热潮。中国社会也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彻底清醒，重觅救亡图存之路。清进行了整顿财政、编练新军、派遣留学生、奖励实业四大改革。革命党人则在海外成立兴中会，企图以武力推翻清来为的生存寻找出路。

   清既要维护国家正常财政开支，又要向日本赔付2.3亿两白银，还得进行“自救”改革，财政危机便成为了生存最大的压力。为弥补财政亏空（短缺1000数百万两白银每年，当年岁入为8000万两白银），清增捐赠税，又“载革陋规，严剃中饱”，严查各级官吏营私玩法。同时，向全国发行“昭信股票”，强行摊派。而据1896年《事务报》记载，苛捐杂税并没有上交国库，大都落到县官吏胥的腰包。查办营私官吏的协办大学士刚毅也成为了“搜刮大王”。结果整顿财政只是成为官吏中饱私囊的手段，并加重了民众的负担，也就阻碍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编练新军。所募士兵都得识字，使清朝愚民政策受到阻碍，同时也壮大了地方督抚的实力。在地方督抚权力大增后，必然导致地方独立性的扩大，而再要求巩固集权，必然会增加和地方之间的矛盾，甚至导致实力派的离心，

  派遣留学生。人们在海外更多接触到资产阶级的民主文化，对照西方的发达和中国的落后，易于产生对清的不满。一旦他们改革弊政的主张不为清所接受，则由于爱国心驱使的民族情绪必然会从对清的失望转向接受民主革命思想，也就壮大了民主革命的力量。

   鼓励实业。固然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但资产阶级的力量的壮大，必然要求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甚至要求分享部分权力。合理引导当然会壮大支持力量，但一旦不进行社会所期盼的改革，则资产阶级改革派会转向与地方实力派、革命党人结成联盟，共同反对的保守。

   1895年公车上书，揭开了资产阶级改革派的变法运动序幕。在帝国主义瓜分危机的压力下，资产阶级改革派企图通过维新变法的方式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挽救民族危亡，日本资本主义打败中国封建主义，为全社会上了一课。但这场企图不反对专制皇权，企图在经济、军事、文教方面集训赛资本主义改革的维新运动，晚清却不能够容忍，公然以武力摧毁变法力量。改革力量的受挫，不仅使清的改革更加保守，而且使革命党人更坚定了武力推翻清的决心。清失去了一次绝好的自救机会。

   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强，引发了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也招致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清对义和团的先后利用，《辛丑条约》后清对帝国主义的忠顺，4.5亿两白银的赔款，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强化了爱国人士的危机感，也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清已成为洋人的帮凶，要反对帝国主义，必须先反对清的统治。同时，清连主张“勤王”的唐才常自立军起事也不宽容，使大批徘徊在改良和革命间的进步人士（如秦力山、毕永年等）开始转向革命。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回忆到：“举国舆论莫不曰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诅咒漫骂之声，不绝与耳。”而1900年惠州起义失败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息，恨其事不成矣。”短短五年，革命事业开始受到人们的认同。

   为维护生存，在洋务运动和甲午战后改革的基础上，清决心将改革继续推进。1901年7月，以张之洞、刘坤一“江楚会奏之折”之要旨，清在经济、军事、教育、司法、官制方向展开变革，力度远远超过5年前的戊戌变法，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提供了条件。1903年商会成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形成了自己的力量，经济、司法改革壮大了改革派力量，军事改革壮大了地方实力派的力量，教育改革壮大了革命党人的力量，官制改革则造成和地方的矛盾。清面临着更大的社会危机。

   社会改革本身没有错，因为在空前危机中，不改革则必然灭亡，而改革也可能获得新生，问题是改革的成本由谁负担，改革的成果由谁分享？如何把受益者纳入自己的支持者阵营。当时清最大的威胁是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最重要的选择是获得改革派的支持，毕竟，在清、革命党的博弈中，他们是举足轻重。

  当改革派提出维新变法时，清不是引导而是镇压，使部分改革派转向革命派。当改革派提出改良时，清却一次次拖延（如官制“五不议”，严重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厘金制度）。在等待中，失去了喘息的机会。

   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君主立宪的日本击败了君主专制的俄国，使“立宪”成为整个社会精英层的共同呼声。在清犹豫不决时，革命党人则组成了全国统一的政党——中国同盟会，开始了全国性的革命运功。

  梁启超在给康有为的信中吐露：“革党在东京占极大之势力，万余学生从之者过半，前此预备立宪诏下，其机稍息，及改革官制由名无实，其势益张，适且举国若狂矣。”由清改革缺乏实际内容，引起人们的离心，当然也就壮大了反的力量，在20世纪初的辩论中，“数年以来，革命论盛于国中，今则得法理论，论以为之羽翼，其旗帜益鲜明，其壁垒益森严，其势力益磅礴而郁结，下至贩夫走卒，莫不口谈革命而身行破坏。革命党者，公然为事实上之行为，立宪党者，不过为名义上之鼓吹，气为所摄，而口为之所箝。”

   而对于并不反对清的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清依旧通缉，毫无战略眼光。而一旦改良派手中社会变革的旗帜落入革命派之手，则清成为众失之的。

 1906年，“立宪”成为社会主流，改革派掀起国会请愿运动，最后遭到清的镇压。要让改革派分享部分权利当然有损清贵族官僚利益，但对满清最大威胁的毕竟失反的革命党而不是支持的立宪党。于是“立宪派”被“冥顽不灵”的清朝统治者不理会他们的“忠心耿耿”，不禁大骂“麻木不仁之”、“祸国殃民之”、“妖孽之”。

张骞曾言，各省士绅一致希望速开国会，如果请愿再三而无结果，则“一二激烈之士，将以为国家负我，决然生掉头不顾之心，和平之士，将以为义务既尽，泊然入袖手旁观之派，则国家前途堪忧”。后来，立宪派转向革命派一边，武装起义而南北相应，清不甘失去部分权力的代价是失去全部的权力。

20世纪初，“收回利权”运动既成为爱国运动，也是营利运动。当时，一般舆论，都认为外国人掌握我们的铁路矿山，就和掌握我们的生命一样，在群情激昂时，清“铁路干线国有政策”，便成为压断骆驼被的最后一根稻草。面对可以合作的立宪派，清采取了强硬政策，血腥镇压了四川保路运动，立宪派被诱捕，革命党人趋机发动起义，于是清大势已去。

此前清改革，大力排斥汉族地主官僚势力，如袁世凯被贬，奕框组成皇族内阁，引起汉族实力派的寒心，从而站到了清的对立面。在“反对清”的共同目标下，革命派、改革派。实力派、结成了统一战线，清的改革也就走到了终点。

  托克维尔说过，对于一个坏而言，最困难的往往是它刚开始改革时。清面对着革命派、改革派、实力派三股力量，而革命党人斗争最坚决威胁最大，实力派力量最强大，改革派的影响力最大，清必须尽量联合并不想直接反对自己的改革派、实力派，以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实行君主立宪的方式完成“自救”，使爱国人士看到希望。一旦清对改革派、实力派同时采取反对政策，则他们必然转向革命党人一边，从而壮大了反对阵营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