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我赞成用拉丁字母

1955年10月15日，全国文字改革。在开幕式上，陈毅副总理语重心长地说：“在有几万万文盲的国家里，不可能有强大的工业建设。应该把文字改革，和我国建成社会主义工业国家联系起来。”

  这一天，中国文字改革的专家拿出了几年来的研究成果,汉字简化方案和6种汉语拼音方案草稿，其中有4种汉字笔画式方案，一种斯拉夫字母式方案和一种拉丁字母式方案。

  参加会议的代表们对汉字简化方案，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可当讨论6种汉语拼音方案时，与会代表却保持了礼貌的沉默。

  九天的时间过去了，会议通过了汉字整理部提供的汉字简化方案，可拼音方案提供的6种拼音方案却没有议定。散会时，专家们坐在那里，久久地沉默着，谁都不想最先离去。最后，吴玉章先站了起来，拍了拍身边人的肩膀，缓缓走了出去。

  会议结束后，正准备赶回上海上课的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周有光，突然接到一个通知，让他留在文改会。身为经济学教授的周有光为什么会被邀请参加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原来一直对语言文字感兴趣的周有光，早在已在1952年出版了《中国拼音文字研究》，1954年就利用业余时间撰写了《字母的故事》。这本薄薄的小书,笔调活泼,深入浅出。对于字母的起源、发展与传播讲得清清楚楚。对这本书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加上他同时懂得中、英、法、日四门语言，干起语言文字工作得心应手。

  1954年，在拼音方案小组的委员们对“何谓民族形式”争论得不亦乐乎的时候，周有光发表了一篇名为《什么是民族形式》的文章。50多年以后，当记者再一次向这位百岁老人提及此事时，他依然清晰地记得自己当时的观点：“民族形式的形成，要经过一个习惯培养的时期。经过培养，胡琴可以变成国乐，旗袍可以变成汉服，外来的字母可以变成民族字母。对于英语来说，拉丁字母也是外来的字母，用它来拼英语，便成了英国的民族形式了。汉字的形式不适合字母要求，世界上最通行的是拉丁字母。我们与其另起炉灶，还不如采用它。” 周有光的独到见解引起了吴玉章的重视。这也是周有光留在文改会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过当时周有光还是找到吴玉章说，“不行呀!语言文字我是外行，就是业余搞搞。”可是，吴老说，这是一项新工作，我们大家都是外行。”

文改会有两个研究室,第一研究室以研究汉语拼音方案为中心,第二研究室主要研究汉字简化。周有光被分配到第一研究室主管制订汉语拼音方案。

从49岁周有光半路出家，治学由经济转入语言，终成我国卓越的语言学家，成了中国文字改革的推动者、《汉语拼音方案》主要创制人。

  1958年2月、全国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决议，同年汉语拼音成为全国小学的必修课。1979~1982年，周有光出席国际标准化组织的文献技术会议，使该组织通过国际投票认定拼音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ISO7098）。

 1956年1月20日，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在吴玉章做了关于文字改革工作的发言后，突然接过话头：

  “我很赞成在将来采用拉丁字母，你们赞成不赞成呀?我看，在广大群众里头，问题不大。在知识分子里头，有一些问题，中国怎么能用外国字母呢？但是，看起来还是采用外国字母比较好。……因为这种字母很少，只有二十几个，向一面写，简单明了。……凡是外国的好东西，我们有用的东西，我们就是要学，就是要统统拿过来学，并且加以消化，变成自己的东西。”

  的这番话，生动而深刻，使得几年中关于字母形式的反复争论最终尘埃落定。七天后，发出了《关于文字改革工作问题的指示》，其中明确表示“认为，汉语拼音方案采用拉丁字母比较适宜”。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是先在知识分子会议上表态支持使用拉丁字母后，的指示才发出的。但最近，原语文出版社编审凌远征在读《胡乔木书信集》时却有了新的发现。

  “《胡乔木书信集》中显示，知识分子会议前胡乔木就已经起草好了《关于文字改革工作问题的指示》，而关于支持使用拉丁字母的决定，是更早时经过会议讨论的结果，并不是人们所认为的是一个人的决定。这说明采用拉丁字母制订汉语拼音方案，是经过慎重讨论的。”

当然，既是会议，作为，并且对文字改革有着深刻见地的，想必是起了主导作用，而最后决定采用拉丁字母作为汉语拼音的符号系统，以便于国际间的交流和合作。

五、“原草案”删去“文字”二字

  1956年2月20日，中国文字改革发表了《汉语拼音方案(草案)》，这是第一个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后来人们把它称为“原草案”。

  “原草案”正式公布后，很多人发现原题目中“汉语拼音文字方案(草案)”的“文字”二字被删掉了。而且，“原草案”中明确指出：“拟定汉语拼音方案的目的，是要设计一套拼音字母和写法规则，来拼写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此后，吴玉章在全国政协常委会上做的报告中也强调，“现在我们提出讨论的是‘拼音方案’，还不是‘拼音文字方案’。……拼音方案和拼音文字方案到底是两回事。”

  文改会之所以反复强调汉语拼音是给汉字注音，而非取代汉字，主要是缘于社会上对于“原草案”的巨大争议。

  对此，当时已在文改会工作的原国家语委普通话推广司副司长曹澄方并不讳言，他对记者说，“原草案”最初确实是瞄准制订一套“拼音文字”方案设计的，但一下子用拼音文字取代汉字，引起了许多人的反对。为了能赶快制订出一套给汉字注音的系统，以利注音识字和推广普通话，文改会在发表“原草案”时删掉了“文字”二字。

  当时，对于普通人来说，他们最初也是以“拼音文字”的标准，看待这套“原草案”的。胡明扬对记者说：“虽然当时没有人明确说汉语拼音是要取代汉字的，但大家都知道。如果，它在制订之初就像国际音标一样是一套注音系统，那么就不会涉及那么多介音了嘛！现在的《汉语拼音方案》中，韵母i和u拼‘一’和‘乌’音的时候，前面本来没有声母，为了好看就加上两个声母，写成yi和wu。如果单纯是注音系统，这种改变根本就没有必要。”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原草案”公布之日起，就引起了社会各界极大的关注和争论。

  有人担心，拉丁字母是外国字母，用它拼出来的声音也跟外国话一样；有人怕，用拉丁字母来拼音，今后我们汉语里也会出现单数、复数和第一格、第二格。当然这些担心，都显得有些业余。但在知识界，人们担心的却是拼音是否真的会取代汉字。

  “原草案”公布后，吴玉章经常请社会各界人士，到文改会座谈。那时，经常负责会议记录的曹澄方记得，会上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气氛热烈而融洽。但有位老先生章士钊，反对拼音方案采用拉丁字母的形式，说到激动处甚至还拍桌子呢。这件事，给曹澄方印象很深，“我还从来没碰到过有人拍桌子，那么激动的！”曹澄方明白，其实章士钊反对的并不是汉语拼音采用拉丁字母，他是怕拉丁字母有一天真会取代汉字。

  相比大知识分子中的反对声音，民间对拼音文字却采取欢迎的态度。原国家语委拼音处处长李乐毅，上世纪50年代跟随父母旅居越南西贡。当时还在上高中的他是从广播里，得知中国要制订自己的拼音方案的。

  “听到这个消息，我很激动啊！因为越南早就改用拼音文字了。拼音文字很简单，会说就会拼，越南的老百姓们很快就都脱盲了。我当时想，中国要是也实行拼音文字，那扫盲不就方便了吗？”虽然现在李乐毅觉得，自己那时的想法很天真，但当时他急于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心情却极具代表性。

六、你们真笨，26个字母搞了三年

汉语拼音是的汉字“拉丁化”方案，于1955年—1957年文字改革时被中国文字改革汉语拼音方案研究制定。

为了消除社会上对于汉语拼音的误会和质疑，拼音方案的专家们必须进一步讨论，以便使方案更加完美。

  但是，这些语言学家们来自不同的学派，对字母的发音也就有着不同的理解。这些学术上的差异，常常引起专家们的争论。

  曹澄方记得，有一次，专家们讨论一个问题，6个专家意见还比较一致，另外6个专家却各有看法。六比六，僵在那里。

  老先生们年纪都不小了，身体也不好。但争论起学术问题，一个个面红耳赤，互不相让。吴玉章曾说，这个东西表决制不解决问题，人多了，也不一定是对的。僵持不下时，只能把这个问题先晾一晾，讨论下一个问题。

  关于这些激烈的争论，我们从1956年8月拼音方案发表的《关于修正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初步意见》中，可见一斑：

  字母的具体安排上意见分歧的一个原因，是各人对于方案的要求重点有所不同。有人重视教学的方便，有人重视学会以后实际使用的方便。有人从机械应用的效率出发，要求字母的总数少一些；有的从语音的准确描写出发，认为字母总数最好多几个。有的人重视运用拉丁字母的国际习惯，有的人重视汉语语音系统的固有特点。有的人着重为汉字注音，有的人着重在设计一种拼音文字。……每一方面的要求都是有理由的，孤立地来看，每一个要求都是应该满足的。但是要在一个方案里头，使每一个要求都满足得一样好，事实上是办不到的。

  当时不仅专家提出许多意见，群众们也有很多建议。随着《草案》的不断公布和发表，群众来信也越来越多。周有光记得，“重要的信就有1800封。不仅有中国人，外国人、外国专家也来信提意见。每一封信我们都要交到拼音化研究室给他答复。”

  审订先后召开了多次会议，但各方意见总是难以统一。为了使汉语拼音尽早在社会文化生活中发挥作用，总理专门指示审订：

  汉语拼音方案还不是文字方案，它是给汉字注音，帮助扫盲，帮助推广普通话的，它还不能代替汉字，因此现在不能废除汉字。至于汉字将来是否要用拼音文字代替，这个问题需要从长计议，现在不做决定。

  至此，一些赋予《汉语拼音方案》过多功能的争论才得以平息。1957年11月1日，全体会议第六十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公布〈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决议》。

  三年寒来暑往，专家们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反复推敲、试验、分析，终于捧出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周有光先生曾对记者这样说：“当时有人开玩笑说，你们真笨，26个字母搞了三年。”回忆往事，老人哈哈大笑。他说：“我觉得这三年搞得值，如果当年留下一点马虎，今天会后悔无穷。”

  周老记得当他们把《方案》交到周总理手中时，他对总理说，我们这个方案定好了，给它公布一下就行了。可周总理说不行，要通过，还要送到全国去通过。足见国家对这套《汉语拼音方案》的重视和期望。

  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第五次会议正式批准了《汉语拼音方案》。

该拼音方案主要用于汉语普通话读音的标注，作为汉字的一种普通话音标。1958年2月11日的全国批准公布该方案。1982年，成为国际标准ISO7098（中文罗马字母拼写法）。

目前大部分海外华人地区如新加坡在汉语教学中采用汉语拼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