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列宁主义国家观的理论来源问题，对于研究列宁主义国家观具有重要作用。令人遗憾的是，对于这样一个重要问题，国内外学术界却鲜有深入研究。按照列宁一生成长过程中接触的主要社会思潮的历史顺序可以看出，其国家观有三大重要理论来源：一是以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国家观；二是以布哈林、阿多拉茨基为代表的布尔什维主义国家观；三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观。
关键词：列宁主义 国家观 理论来源
列宁主义国家观作为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之一，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列宁主义的研究必然要涉及其国家观的理论；而要探究列宁主义国家观，就不能回避这样一个根本性问题——列宁主义国家观的理论来源是什么？对于这样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目前的研究状况却令人遗憾：在国内外的马克思主义学术界中，不仅很少有人深入研究，甚至根本没有多少人明确提出过这个问题。某些西方列宁学家抓住个别表象，热衷于谈论这个问题。综观国内外的研究状况，对于“列宁主义国家观的理论来源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回答，较有影响的，多半是由西方列宁学提出的以下三种似是而非的说法：
第一种说法，认为列宁主义国家观主要理论来源是法国大革命的“雅各宾主义”，还有主张少数革命家密谋的“布朗基主义”。这种说法由来已久，从20世纪初孟什维克创始人马尔托夫到现代西方列宁学中的某些人，都持这种看法。如马尔托夫等认为，列宁早期曾经历过一个民粹主义思想阶段，是民粹主义中“人民意志派”的追随者。这种思想倾向同法国布朗基主义如出一辙，崇尚少数革命家的密谋活动、武装暴动，是“人民意志派”的重要思想渊源。他们还认为，俄国民粹主义的“人民意志派”信奉的是法国大革命中的雅各宾主义，少数革命家策划于密室，利用革命形势和下层平民，不惜采用恐怖主义手段，推行革命专制、个人独裁，用唯意志论的方式，强制推行革命主张、专政制度。这种说法，意在强调列宁主义国家观本质上是反民主、反人道的，与西欧近代议会制民主潮流背道而驰，源于专制主义、密谋主义的反民主传统，乃是后来所谓“斯大林主义”“极权主义”的历史根源。
第二种说法，认为列宁主义国家观主要源于“亚细亚国家传统”“专制主义国家传统”。他们认为，列宁主义及其国家观深深地植根于“斯拉夫主义国家传统”“斯大林主义文化传统”，与“西欧派”“革命民主主义派”都是不同的，是东方专制主义土壤上长出的思想果实，在马克思主义中只是一个非主流的派别，代表的是“落后的亚细亚式俄国派别”。从波兰移居英国的克拉科夫斯基代表作——《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是这种观点的一个典型代表。①
第三种说法，认为列宁主义及其国家观主要理论来源是以特卡乔夫为代表的俄国民粹主义。他们认为，1887-1893年列宁在其故乡萨马拉活动期间，与民粹派小组联系密切，自此接受了俄国民粹主义思想的深刻影响。后来列宁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但其民粹主义根源本质未变，因此，才形成了列宁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有特殊的理解”。其中，有些人特别突出地指认俄国民粹主义著名代表人特卡乔夫是列宁主义及其革命国家观的直接思想前驱。特卡乔夫认为，俄国资本主义近代化发展特别落后，农民经济比重特别突出，不但不妨碍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还使得俄国革命、社会主义来得特别先进，特别容易。特卡乔夫还反对巴枯宁式的、否定国家的无主义观点；相反，他认为，革命需要国家，需要国家作为有力杠杆，由此可使革命斗争从难变易，从落后变为先进。②
上述三种说法在根本上就是否定列宁主义及其国家观与人类文明主流、欧洲近代民主思想主流、俄罗斯传统中的民主因素的历史渊源关系；强调其植根于专制主义、密谋主义、恐怖主义的东方专制国家，即俄国专制制度、斯拉夫反民主的野蛮传统、专制传统之中，或是法国大革命中的雅各宾主义，巴黎公社革命中的布朗基主义传统。因而从根本上讲，列宁主义及其国家观就是反民主、反人道，甚至是反文明、反人类的。这其实都是似是而非的皮相之见，缺少真正的确凿证据。为此，本文提出“列宁主义国家观三大理论来源”的新观点：一是以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国家观；二是以布哈林、阿多拉茨基为代表的布尔什维主义国家观；三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观。这里列出的排列顺序，并非按照其思想来源重要性来排列，而是按照列宁一生成长过程中先后接触的主要社会思潮的历史顺序来排列；也大体反映了列宁在1917年集中创作《国家与革命》的研究过程。
一、以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的19世纪俄国革命民主主义
按照某些西方列宁学家的说法，1889-1893年，列宁（19岁至24岁期间）还在俄国民粹主义思想影响之下。而历史事实表明，列宁14岁时开始接触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等代表作，17岁时又重读《怎么办？》，并从其哥哥萨沙那里开始读到马克思主要著作《资本论》，以自己的独特方式重走了当年青年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成长之道，即从革命民主主义走向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
19世纪后期，以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是青年列宁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的重要思想铺垫，也是列宁主义及其国家观的最早理论来源。历史文献与列宁自述，两相呼应，有益于证实这一科学判断。“在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的著作之前，只有车尔尼雪夫斯基给了我以主要的、决定性的影响，这种影响正是从《怎么办?》开始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最大功绩在于，他不但表明，任何一个能够正确思考和真正正派的人都应该成为革命者，而且他还表明了更重要的一点，革命者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所信守的准则应该是什么，应该怎样朝着自己的目标迈进，他应该采取什么方法和什么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目标。与这一切功绩相比，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所有错误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况且，他的那些错误与其说应归咎于他，不如说应归咎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社会关系还不发达。”③
从这里可清晰地看出，列宁很早就读过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并为他的世界观、人生观，也包括国家观，奠定了重要基础。④在列宁18岁的时候，即1888年，他被流放到农村喀山省科库什基诺村，在那里他刻苦攻读各种书籍。其中最重要的是两类：一类是车尔尼雪夫斯基论著，另一类是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也正是在此时，确立了他一生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车尔尼雪夫斯基是我最喜欢的作者。他发表在《同时代人》杂志上的所有作品，我都要一字不漏地读上几遍。通过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我第一次接触到哲学唯物主义。也是他第一个向我指出了黑格尔在哲学思想发展方面所起的作用，从他那里我知道了辩证法的概念，这以后在掌握马克思的辩证法时就感到容易得多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写的有关美学、艺术和文学方面的优秀论文，我都从头至尾地读过，并对别林斯基的革命形象有了清楚的认识。我阅读了车尔尼雪夫斯基论农民问题的所有文章以及他对穆勒经济学译文所加的注释。由于车尔尼雪夫斯基鞭挞了资产阶级经济学，这就为我后来研究马克思的学说打下了良好的基础。”⑤
从这里还可以看出，对列宁影响最深刻的，其实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观点，核心内容就是其革命民主主义国家观。具体说来就是他对于形形色色自由主义的严厉批判、对俄国沙皇专制主义国家制度的严厉批评，以及在批判中所体现的革命民主主义立场。另外，在列宁自述中，还谈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战友和朋友杜勃留罗波夫，也对自己产生深刻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发挥革命者的主体性，用实际的行动进行革命斗争，进而积极倡导和推动革命浪潮的到来，乃至革命夺权。“杜勃罗留波夫使我改变了这种态度。可以说，我是按照杜勃罗留波夫的逐条评语把这部作品和《奥勃洛莫夫》又重新读了一遍。杜勃罗留波夫在对《奥勃洛莫夫》的评论中发出了呼喊，号召人们争取自由，发挥主动性，起来进行革命斗争，而他对《前夜》所作的分析则成了一份真正的革命宣言，并且至今还被人铭记不忘。就是应该这样来从事写作！在创办《曙光》杂志时，我经常对斯塔罗维尔（波特列索夫）和查苏利奇讲：‘我们需要的正是这种文学评论’。可惜，我们中间却没有被恩格斯称之为社会主义的莱辛的杜勃罗留波夫。”⑥
事实上正是列宁本人，在1912年写成、1924年发表的《两种乌托邦》一文尾声之处，强烈预期总有一天，历史学家会揭示出20世纪初诞生的“布尔什维主义”，同19世纪后期以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渊源关系。很明显，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剔除民粹派乌托邦中的糟粕，细心剥取它所包含的农民群众的真诚的、坚决的、战斗的民主主义健康而宝贵的内核。从19世纪80年代末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可以看到为取得这种宝贵的民主主义内核一贯所作的努力。历史学家应系统地研究这种努力，并且考察出这种努力同20世纪前10年内被称为“布尔什维主义”的那种思潮的联系。⑦
二、阿多拉茨基、布哈林等布尔什维主义理论家的国家观论著
1917年，列宁写成《国家与革命》前，他先后读到过布尔什维主义理论家阿多拉茨基、布哈林论国家的书稿和论著。今天看来，应当把他们作为列宁国家观的重要理论来源——列宁既汲取了他们的一些国家观研究成果，又从根本上超越了这些先驱的历史局限、理论局限。
阿多拉茨基的人生道路、革命道路、治学道路很独特，与列宁也有独特而又亲密的关系；他早在1911年就已写成《唯物主义国家观》书稿，并给列宁看过，因而应列为列宁国家观的理论来源之一。这部书稿是阿多拉茨基在1905年革命实践的基础上，于1908-1910年这三年间开始对国家问题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并在1911年初步完成了《唯物主义国家观》书稿。这部书稿当时未能及时出版，但当阿多拉茨基带着书稿，请列宁审阅时，受到高度重视。几经周折，该书在列宁再度支持下，1923年才得以在社会主义科学院出版。阿多拉茨基在《十八年间》这篇回忆录中，描述了《唯物主义国家观》书稿的研究过程、写作过程和后来的历史命运。
1908-1910年，阿多拉茨基从国外回到喀山以后，继续努力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研究，并且对国家问题特别注意。“在1909年，——他说道，——我希望阐述自己关于国家问题的想法，从而对三年来的工作加以总结，但是我发现我还没有很好地懂得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我于是着手研究哲学，附带也研究黑格尔。1910-1911年我写出《唯物主义国家观》一书。”阿多拉茨基未能把这部著作付印出版。这是他非常困难的时期。他说：“我只得投奔大学里去，——他写道，——而在这里工作了一年半以后，才弄清楚既不可能得到钱，也不可能不放弃自己最好的主意。”⑧
1911年，阿多拉茨基在国外住过一段时间。他带着《唯物主义国家观》这部著作的原稿去到巴黎，想在那里弄清楚一系列理论问题。他几次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审阅了他的原稿，对这一著作很感兴趣。在《十八年间》，阿多拉茨基详尽地谈到列宁对他国家观书稿的重视：“我曾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家里好几次。有一次晚上我们谈了相当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仔细读了我的草稿之后，对它产生了兴趣。当他谈到法律家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想起了倍倍尔一句很恰当的话‘法律家是极端反动的人’和马克思的一句话‘法律是虚伪’。过去我不知道这两句话。我特别喜欢后面一句话，因为它完全证实了我的结论。”⑨
1917年1-2月、7-8月，列宁先后写出《马克思主义论国家》《国家与革命——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首倡列宁主义国家观，还有一个不应忽视的理论来源，就是布哈林在1916年夏季至冬季，先后写成的《关于帝国主义国家理论》《帝国主义强盗国家》。时年28岁的青年布哈林，提出国家问题的思想敏锐性与理论回答的不完善性，成为敦促列宁提出自己国家观的双重重要思想动因。为什么把布哈林的国家观论著作为列宁主义国家观的重要理论来源呢？
第一，最重要的是布哈林率先从理论思维高度，最早提出帝国主义时代国家具有特殊功能的新问题，促使列宁深入思考这个重大的时代课题。当时年仅28岁的布哈林，毕业于莫斯科大学经济学专业，具有扎实的专业理论基础，加上年轻人特有的思想敏锐性，使他在1915年就写出具有时代创新性的学术专著《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1916年夏天又完成论文《帝国主义国家理论》，在列宁、季诺维也夫主持的布尔什维克党内刊物发表受阻后，1916年12月则在《青年国际》上发表，改名为《帝国主义强盗国家》。布哈林在帝国主义时代观、国家观上首倡的一个新问题、新思想，就是提出帝国主义时代国家职能的新扩张、新质变问题：“如果资本的个体所有制是帝国主义以前时代的特征，那么在组织上互相联合起来的资本家的集体所有制，就是现时金融资本主义经济的特征。但是，这个过程不仅可以在经济领域中看到，它还遍及于阶级生活中一切领域……这样就逐渐形成一个单一的无所不包的组织，即现代帝国主义强盗国家这一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万能组织。它拥有无数的职能和巨大的权力，既有精神权力（各种愚弄手段：宗教、出版物、学校等等），又有物质权力（警察、军队）。这个力量渗透到金融资本主义社会的每个毛孔，并给我们的时代打上了独特的烙印。”⑩
从列宁为布哈林《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一书写的序言来看，列宁开门见山，首先重视的是他提出的问题的重要性：“布哈林这本著作所谈的问题，其重要性和迫切性是无庸赘述的。在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形式变化的经济科学领域中，帝国主义问题不但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而且可以说是最重要的问题。”⑪
第二，布哈林在1916年10月给列宁的通信中，特别突出地强调了帝国主义时代，在战争与革命时代，国家观问题的特殊重要性、迫切性，指出了群众在这个复杂问题上的思想困惑，这一闪光思想有助于促使列宁从1917年1、2月开始，集中研究马克思主义国家观问题。布哈林的稿子在列宁同意下，主编季诺维也夫回信拒绝后，他于心不甘，直接致信列宁，其中说到自己提出的国家理论，意在强调这个问题的巨大重要性、迫切性、现实性，然而却在两头都受到误解。“你可能会问：那么为什么现在讨论这个纯理论性的问题呢？但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极其重要极其迫切的问题。潘涅库克的巨大功绩在于，几乎是唯一的一个，懂得了问题的迫切性。因为现在一切都集中在国家问题上，群众不清楚国家究竟是怎么回事。因此，即使是一般地提出问题也是必要的。（还有件很可笑的事：因为我的一篇文章，无主义者在挪威的报刊上对我进行了攻击，我写了一篇很长的讽刺文回敬了它们。在这里我被看作是领头反对无主义运动的，而你们却骂我是无主义者。）”⑫
国家问题，现在无论在理论方面或在实践方面，都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帝国主义战争大大加速和加剧了垄断资本主义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过程。国家同势力极大的资本家同盟日益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对劳动群众的压迫愈来愈骇人听闻。各先进国家（我们指的是它的“后方”）变成了工人的军事苦役监狱。
第三，布哈林认为自己无非是讲了大家都能公认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三条基本原理，这是发表不应受到阻碍的基本根据；然而，列宁认为在革命运动决定成败的关键时刻，在党内秘密刊物上光讲这些抽象大道理，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深入研究国家问题与实践任务，抓住当前问题关键所在，这成为推动列宁本人加强国家问题研究的直接思想动因。
第四，布哈林在《帝国主义国家理论》《帝国主义强盗国家》这两篇论文中，集中阐发了“国家资本主义”问题，引起列宁注意，并且在1917年8月为《国家与革命》所写的序言中，一开头就提到这一问题。布哈林在汲取希法亨《金融资本》基础上，把思想重心转向国家资本主义理论，利用大量事实、数据，加上理论分析，可以说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1916年9月中旬，列宁亲自给布哈林写了一封回信，对于布哈林论文前后两个部分，作了一分为二的不同评价：第二部分关于国家资本主义及其发展很好；而第一部分关于国家一段则涉及最重大的原则性问题，却远不完善。
与此相应，1917年8月，列宁在给《国家与革命》第一版所作的序言中，开门见山地提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问题，与布哈林此前思想相互呼应：“国家问题，现在无论在理论 方面或在实践方面，都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帝国主义战争大大加速和加剧了垄断资本主义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过程。”⑬为此，列宁在同年10月14日又给布哈林写信，指出其国家一章现有内容过于抽象笼统，没有抓住要害问题。列宁认为，布哈林在信中提出的三条所谓绝对无可争议的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论断十分笼统，远远不够具体，更重要的是这并非文章中所谈到的东西！⑭
第五，在划清马克思主义与无主义国家观根本界限时，布哈林讲得不够确切，甚至侈谈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原则上是敌视国家”的。列宁认为在需要全力以赴、夺取国家政权的革命前夜，这种不科学的提法，在理论上与实践中都是极其有害的。列宁指出，布哈林文章的第一部分关于一般国家，涉及到最重大的原则问题。但没有经过周密的考虑，其中还有一系列极不确切的提法，甚至“是错误的”，关于一般国家的论述“尚须慎重考虑”。关于那一部分根本没有写完，没有经过任何思考，毫无可取之处。⑮正是这类问题，促使列宁决意亲自动手，加强国家问题研究。
第六，从1923年列宁本人的“遗嘱”，到1929年以前的俄国相关文献，都是基本肯定，甚至高度评价布哈林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包括他的国家理论探讨，对列宁主义国家观形成起了积极推动作用。
十月革命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布哈林在国家问题上的贡献是肯定的。而且正是列宁本人在1923年初《致党代表大会的信》中，把布哈林称作党内最大和最好的理论家。1924年出版的《列宁文集》第二卷，为1917年2月17日列宁给柯仑泰的信作注说：“布哈林用‘Nota Bene’的笔名在《青年国际》杂志第6期上发表论国家问题的文章，文章批判了对马克思的国家学说所作的‘公认的’，而实际上是考茨基主义的解释，正是这篇文章促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深入研究这一问题。”⑯1927年出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一版）重申了布哈林在促使列宁研究国家问题上所起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布哈林的著作促进列宁从事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理论的有重大价值的深入研究。”⑰
三、马克思恩格斯国家观——1917年初列宁“蓝皮笔记”《马克思主义论国家》
列宁主义国家观的理论来源，最重要的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观——如果提出这个命题，那么大家都会认为，这只是一个人所共知的常识性真理而已。然而，或许正如19世纪德国哲人黑格尔所言：熟知并不等于真知。为什么说马克思、恩格斯国家观是列宁国家观首要理论来源？列宁对于这个理论源泉作过哪些吸收改造工作？列宁由此作出过哪些国家观理论创新？对于这一系列重大问题，至今国内外学术界中，还很少有人作出过专门研究，乃至时至今日，列宁当年十分重视珍惜、甚至视之如命的“蓝皮笔记”——《马克思主义论国家》，如今已经鲜有人知。在许多人眼中，既然已经有了后来写出并公开发表的《国家与革命》，那么作为其准备材料的“蓝皮笔记”，还有什么独立的研究价值呢？实际上，正是在《马克思主义论国家》这个“蓝皮笔记”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国家观怎样成为列宁国家观的理论来源，而列宁又怎样在梳理加工这些理论来源的过程中，探索国家观的理论创新之道。列宁继承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观，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民族特征、个性特征。
（一）旗帜鲜明，提出问题
最先提出这个问题的，在布尔什维主义的思想家中，应当说是1911年阿多拉茨基写成的《唯物主义国家观》书稿，但这一书稿即使经列宁推荐，在那个时代仍未能及时公开出版。而后公开提出这个重大理论问题的，则是布哈林在1916年8月写成的《帝国主义国家理论》一文。布哈林希望此文能在列宁主持的《社会民主党人报》文集上发表。第一章讲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第二章讲帝国主义时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一体化的统摄新功能。布哈林的重心与新意主要在第二章上。而在第一章里，他把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基本原则，归结为一般性的三条原理，而且认为这种归纳不仅无可厚非，甚至无可争议。事实上，列宁对于布哈林文章第二章讲的国家资本主义问题，是充分肯定的，而且建议其在公开的理论刊物上发表；恰恰是对布哈林认为第一章讲的，无可争议的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基本原理，列宁认为问题很大，也过于笼统，根本不适宜在党的秘密刊物上发表。那么，到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基本原理呢？这个问题就凸显出来。列宁在同考茨基公开论战中，已经触及这个问题，在同布哈林的内部论争中，再次就这个问题纠缠不清。正是这种情况，促使列宁更加鲜明地提出这个重大基本理论问题、明确系统地回答这个问题。
由此可见，1916-1917年，列宁的思想轨迹经历了三部曲式的变化：1916年下半年，列宁在同布哈林的内部切磋中，开始意识到如何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是个重大问题；1917年1-2月，列宁在瑞士苏黎世图书馆系统写下“蓝皮笔记”——《马克思主义论国家》，开始系统研究这一问题，自己弄清问题；1917年7-9月，列宁集中精力写作《国家与革命》，从理论上进一步弄清并公开回答这个问题。这些变化中间贯穿着一个主题，就是更加鲜明地提出和解决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问题。
（二）国家理论，系统把握
如何准确系统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这个问题，首先是由阿多拉茨基（1911）、布哈林（1916）触及的，列宁把它更加鲜明地提出来。
年仅28岁的布哈林，以他特有的敏感性，于1916年夏天在《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基础上，进而写出《帝国主义国家理论》。在这里，第一章专讲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他认为问题相当简单明了，甚至因此埋怨列宁、季诺维也夫纠缠不清。“您信上说，国家理论就是关于民主的问题，您这么说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您可以指责我，譬如说我（不是在文章中，而是一般地）是个帝国主义时代最高纲领主义者（而且还是就相对的意义上来说的），但是您总不能硬说我否定争取民主的斗争，而且还是所有时代和任何时代的争取民主的斗争。”⑱
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理论系统化问题，布哈林只是最初接触这个问题，却就此止步；列宁认为，不能把马克思国家观原理简化为三条或几条抽象原则，需要回到马克思原始文本、文本群、文本体系，做一番深入系统的理论梳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论国家》这本“蓝皮笔记”的写作初衷与思想主旨。
（三）系统梳理，前无古人
布哈林的国家问题研究，看来首先是在帝国主义时代国家作用问题上取得了突破；与此相关，他提到了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基本原理，但只是笼统抽象地提到三条原理，或叫三个基本观点。
列宁起初的想法，看来是单刀直入，直奔主题，就事论事。因而，1916年11月18日前后，列宁最初拟定的文章题目为《关于国家的作用问题》，并且写出一份简要提纲。文章并没有写完，也没有发表。由此判断，列宁是在研究与思考的过程中，才更加感到这个问题的重大复杂，必须把握马克思国家观的系统性。因而，在对《青年国际》的评论中，他表示将写一篇专门论文，来谈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可见，列宁是从1916年底至1917年1、2月，集中精力写作了“蓝皮笔记”——《马克思主义论国家》。列宁在瑞士苏黎世州图书馆、市立图书馆、博物馆协会图书馆、社会科学图书馆，孜孜不倦地进行工作。《列宁年谱》和许多回忆录都提到这一历史事实，但没有点破这么做的主要目的，就在于写出《马克思主义论国家》的“蓝皮笔记”。这是一本比较系统的读书笔记，共48页。按自然形成的文献目录，共计19份文献：马克思的9篇，恩格斯的8篇，另外还有供参考批判用的考茨基的文献2篇。在做完整个读书笔记之后，为了今后更好地使用这个笔记本，列宁又在蓝皮封面上重新作了一个目录索引，共分为30个条目，大体上是：关于马克思的条目11个，关于恩格斯的条目18个，还有一个是关于麦·贝尔论述帝国主义的著作。
在此之前，还没有人专门对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文献及理论，作过如此系统的搜集整理。列宁新作的这一文献梳理，既比阿多拉茨基当年搜集的文献更多一些，更广一些，也比布哈林更系统深入些。布哈林主要是一个经济学家，他的工作重心放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数据分析上面。
（四）突出重点，务求真谛
列宁并不是个书斋里的学者，他所作的《马克思主义论国家》笔记也不是四平八稳的学术研究。虽然“蓝皮笔记”的题目叫做“马克思主义论国家”，但今天看来，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理论的全面系统展开。列宁自始至终有一个压倒一切的中心，那就是后来经过反复锤炼，出书时采用的、极为简明的大题目：国家与革命。
从“蓝皮笔记”的原始写作顺序来看，上手之处既不是1843年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也不是1848年《宣言》，而是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后的第二年，马克思、恩格斯所作《宣言》1872年序言，根据1871年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与历史教训，对于1848年《宣言》作出重要修改补充。“蓝皮笔记”的内在逻辑是把马克思、恩格斯国家观文献与思想，凝聚在两大焦点问题上：一是1848年革命，二是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
恩格斯晚年著作多半是作为上述两大焦点问题的补充与发展，列在后面的。1884年，恩格斯在马克思晚年笔记基础上所写的小型专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原来也排在“蓝皮笔记”的后来部分（原始顺序第13项，后加的蓝皮封面目录顺序第25项）。后来在列宁写作《国家与革命》时，才根据叙述国家基本理论需要，转调到前面第一章。
综上所述，三大理论来源在列宁主义国家观理论创新中先后起到什么样的历史作用呢？
1884年到1887年，也就是从14岁到17岁的青年列宁成长期间，在列宁青年时代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首先接触到的是以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的革命民主主义国家观，再加上列宁哥哥因反对沙皇专制而献出年轻生命的悲惨命运，给青年列宁国家观的形成奠定了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基础与底色：必须以革命手段，彻底推翻沙皇专制主义国家统治。但在国家学说的理论奠基上，当时还缺少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坚实基础。
1911年到1916年，流亡国外的列宁先后仔细阅读过两位布尔什维主义理论家的国家观论著，这就是1911年阿多拉茨基的书稿《唯物主义论国家》，1916年布哈林的两篇国家观论文《关于帝国主义国家理论》《帝国主义强盗国家》。布哈林对于帝国主义时代，国家问题的特殊性、迫切性、重要性的最初理论探讨，还有其国家学说在基本理论上的某些不成熟性，成为推动列宁从1916年下半年开始将重心转向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研究，写出《国家与革命》的双重思想动因。
早在1887年前后，也就是青年列宁17岁时开始最初接触马克思《资本论》及其国家观，而列宁专门集中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却是在近30年之后，1916年下半年开始，到1917年十月革命，先后写下“蓝皮笔记”《马克思主义论国家》和理论专著《国家与革命》。这是列宁国家观最重要的理论来源，其作用远超另外两个理论来源。
列宁主义国家观理论创新的实践基础是俄国革命，是从1905年俄国革命到1917年二月革命、十月革命。正是在上述三次俄国革命实践基础上，其中特别是1917年十月革命的伟大创新实践，在列宁思想中产生了综合创新的化合作用，促成了列宁主义在国家观上的划时代重大理论创新。
作者分别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王东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房静雅
注：
① [波]莱泽克·克拉科夫斯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唐少杰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
② [瑞士]鲍享斯基：《苏俄辩证唯物主义》，薛中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26页。
③ 《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17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20页。
④ 《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17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16、117页。
⑤ 《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17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18、119页。
⑥ 《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17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20、121页。
⑦ 《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1页。
⑧ 《阿多拉茨基选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4年，第557页。
⑨ 《阿多拉茨基选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4年，第557页。
⑩ 《布哈林文选》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47、248页。
⑪ 《列宁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40页。
⑫ 《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7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48页。
⑬ 《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9页。
⑭《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7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7页。
⑮ 《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7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5页。
⑯ 郑异凡：《不惑集》，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71页。
⑰ 郑异凡：《不惑集》，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71页。
⑱ 《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7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4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