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川锁国二百年所丢失的机会窗口，必须通过明治绝对主义国家的大挥霍来弥补。明治绝对主义对日本封建体系的摧毁，实际上是在为德川时代失去的这二百年机会还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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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所谓的“有德人”包含有有钱的意思，因为没有钱你是不可能有德的。如果你自己是一个挥霍浪费成性、生活习惯和各方面都不好的那种人，你是不可能有钱的，即使是有钱也会被你浪费得干干净净或者糟蹋得干干净净。你有钱而且能够保住钱这个事实，就说明你是有一定德性的。同时德性还可以体现于，如果你是一个勤俭节约的人，那么这个勤俭节约就是一种德性；如果你是一个擅长经营管理的人，那么这个经营管理的能力就是一种德性；如果你是一个信用很好、童叟无欺、所有的诺言都能兑现的人，那么你这种高信用值也是你的一种德性。

竹千代（德川家康幼年时的名字）在今川家做人质时期住过的临济寺

hhh一个人有了德性，就好像是磁铁有了磁性一样，周围的铁屑会自动地向磁铁靠拢。如果你是一个有信用的人，你这个信用的德性就会自然而然地吸引贷款，别人想借钱都借不到，你就是不想借钱，都会有好多人看你的信用记录好，想方设法地借给你钱；或者说是有什么事业需要经营的时候，都会想方设法地请你出来当头面人物，因为你当了这个维持会，这件事情的成功就有保障了；诸如此类。所以德性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吸引财富的吸铁石，但它吸引的不仅是财富，更重要的是，它吸引社会组织，社会组织本身能够产生财富和其他许多东西。德川家族的先辈就是这样的有德人，由有德人变成大名，变成诸侯，再变成将军。

hhh室町幕府和战国时代前期，就是这样一个类似于松平家族的各种各样的有德人像树木一样从小树长成大树的过程，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在战国时代早期，原先在平安时代和中古看不到的各种组织，仿佛欧洲威尼斯那样的组织，在沿着濑户内海的沿岸基本上是遍地开花了，在这样的普遍繁荣的社会基础之下，才会产生出像织田信长这样的霸主性人物。织田信长和武田信玄这样的人物，就相当于是路易十一和路易十四，他在封建主义的大树已经长得很繁盛以后产生出来，大规模地砍了一些树，造出了很漂亮的宫室，大家都以为他是很NB的人物；但是实际上，真正NB的人物不是砍树的人，而是种树的人；真正NB的人物甚至不是种树的人，而是驱动树木自行生长的力量。肤浅的历史学家会认为砍树的路易十四是伟大的人；比较深刻的历史学家会以为种树的传教士或者名主之类的才是真正伟大的人；最深刻的历史学家才会看出，真正伟大的是那种在你受了伤以后让你伤口自己长好的力量，是那种驱动小树自动长成大树的力量，这种力量甚至超出了人类的描述能力所能达到的范围，所以你只能把这种力量称之为神意或者上帝，除此之外找不出更好的描述方式了。

“德川十六神将”——德川家康和他的重要家臣们

hhh织田信长、丰臣秀吉这些人，他们本身的雄图霸略并不重要，他们其实只是一个标志物，标志着森林已经成长到如此之大的地步，砍下树来可以造成很好的宫殿，标志着社会上的财物已经像谷仓一样已经积累到足够多的地步了，可以拿来办散财宴。这时候的日本历史达到了它最丰富多彩的地步，它自己形成了一个像小欧洲一样的多国体系，每一个大名实际上都像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个小邦一样，产生出了自己独特的宪法体系和宪法传统。这些宪法传统在织田、丰臣和德川的争霸过程中间，实际上是受到了一定的损害和消耗的，但是主要是因为以前几百年的传统积累得很好，即使经过了消耗，都还没有消耗尽。我刚才提到的这三位霸主在历史上的主要作用，有一个方面就是利用他们自身体系中间积累下来的原有传统。德川在这方面就非常典型，他是依靠三河武士团的传统。三河武士团相对于丰臣那种商业化气味很浓厚的集团就更土鳖一些，更封建一些，但是也更忠诚一些。他战胜丰臣家族，就是凭三河武士团的忠诚。

hhh同样，长州藩毛利家族，他们也有自己的家臣传统，即使在被强制移藩以后，他们原有的传统仍然能够遗存下来，变成后来明治维新的重要的资源。萨摩藩的岛津家族则是在源平合战之时就已经开始积累自己了，而且没有经过移藩这样的伤害，就像是一个没有被挪过地方的植物一样，它的根长得特别扎实，所以它后来才能够变成明治维新或者西南战争的主力。后人只看到岛津家族在战国时期号称“岛津家族没有暗主”，后来又看到明治维新和西南战争时期鹿儿岛的出色表现，甚至现在也可以看出，鹿儿岛在日本的民风和经济当中有特殊地位，其实这些东西都像是一个从它播种开始就从来没有挪过地方的大树一样，它没有挪过地方，一直长在原来的地方，所以元气积累得特别好，受到的损失特别少。其他地方的藩主呢，像长州，给人的感觉就不如萨摩，就是因为它好歹是被人移藩过的。

关原合战屏风

hhh移藩这件事情是德川幕府企图引入绝对主义原则、抑制封建主义生长的产物，如果它能够完全成功、形成永久性的体制的话，那么日本是很可能向路易十四那个方向演化的；但是实际上，德川家族真正能够笼罩各地封建领主的时间不超过三代人，三代人以后，德川家族即使是自己的亲藩之间也产生出了新的分化。因此后来真正到了明治维新的时候，斗争已经比关原大战的时期变得更加复杂了，即使是属于德川系统的亲藩所造成的各大名，在上也不一定跟幕府本身一条心。它等于是在自己的藩地上，经过二百多年的休养生息，像是一个被挪动地方的植物在新的地方又重新长出它的根一样，这个根虽然在挪动的过程中受到损害，但是在以后休养生息的过程中又不断地生发，长出了新的根，重新形成了新的传统，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原有的伤害。

hhh但是从总体上来讲，江户幕府对封建多元性的抑制作用是主要的。像濑户内海地区平户这一类的，本来在过去封建制度的高峰时期已经发展出来了很多威尼斯、热那亚式的城市，在德川时代受到了江户幕府关东武士的严厉监督，由自由贸易的方向向垄断经营的方向退化了不少。虽然相对于亚洲大陆来说的话仍然是足够先进，但是相对于欧洲来说差距就渐渐拉开了。这是日本历史上最可惜的地方。本来在战国时期，这些城市已经有了自己独立的外交政策，给欧洲传教士留下的印象也就像是当时的意大利各城邦一样，然后再跟西国的基督教大名和佛教大名相互结合一下，本来可以演化出一条类似欧洲的发展道路；但是德川幕府重启朱子学、加强幕藩体制、实行一国一城制以后，这样的发展趋势是大大减缓了。就像是一棵正在茁壮成长的树苗被人强行笼上了一层树衣一样，树衣遮住了很大一部分阳光，虽然没有能够防止它继续成长，但是至少是大大减缓了它成长的速度。

德川家康下发的通商许可证，1609年

hhh德川家的幕藩体制是一个双层的联邦制：一方面，公武双方的二元体制继续维持下来，公家的地位和混乱的战国时期相比变得更加正规化了，付出的代价就是，它在财政上和上受到的监督变得更加严厉了；德川幕府以下的各地的藩，开始的时候是由东军系列的亲藩和西军系列的外样大名形成的双重体制，但是实际上双重体制的时间长了以后，由于各藩有自己的财政权力和宪法制定权，很快又重新分化出了更加复杂的体系。各藩的财政控制权使它在一定程度上有能力开发自己本地的财政资源，通过武士和商人之间的结合，打开财政上的新路，例如所谓长州三白（注：米、盐、纸）或者像是萨摩藩经营的琉球贸易这样的东西，越来越变成各藩的主要财源；而幕府尽管在德川家成立的过程中间控制了战国时期的主要财源，例如像佐渡金山或者是像濑户内海的贸易城市之类的，同时还控制了大约相当于全国可耕地四分之一左右的最大一批领地，在德川家的前三代把主要的经济资源都集中到了江户幕府当中，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幕府原有的生财资源也只有这些，除了不断地提倡节俭以外，很难找到其他新的资源。

hhh新的资源大多数集中在各藩当中，各藩有权力采取灵活的财政政策。它们当中的许多藩早在明治维新以前已经采取了类似合理化的措施，把武士的俸禄赎买出来，把武士改组为经济经营者或者说是官吏。只有萨摩的武士仍然保留了原有乡士的传统，但是即使是萨摩，也有大量的高级武士形成了自己的经济经营集团。这时候的这批武士，尽管他们仍然要遵守武士道的传统行为规则，但是从他们的活动范围来看的话，有一部分武士已经很像是现代民族国家的管理者，另一部分武士则已经很像是商业活动的经营者了。早在明治维新以前，各藩已经变得比朝廷或者幕府本身更像是欧洲的邦国。后来的明治维新其实是一个相当草率的经营，等于是把各藩国的资源突然地集中到来，而且集中的方式都是很粗率的，因为时间非常紧迫。

长州藩萩城的松下村塾

hhh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日本不搞锁国政策，在战国时代后有个二百年继续跟欧洲发生交涉，各自发展自己的特殊体系的话，现代的日本可能就不是一个民族国家，而是多个民族国家。因为构成欧洲新君主国或者民族国家萌芽的那些因素并不是在幕府发展得更典型，而是在地方上的藩镇发展得更典型。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在明治维新的时代各藩的作用比幕府的作用更大的原因，因为民族国家的种子或者说是相应的子系统可以利用的资源都是在各藩发展得更完善的。

hhh江户时代的承平使国学家、儒学家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但是儒学家的发展从理论上讲创新很少，而国学家的创新就很多，造成的舆论气候也非常强大。后来的水户藩和一桥家族在幕府和朝廷的冲突当中并不全心全意支持幕府，而是急于向朝廷妥协，跟这方面学术上的发展很有关系。但是，明治维新之所以会按照我们所知道的那种方式展开，更重要的因素就是，斗争双方自己的理想其实差别都已经不是很大。比较程式化的教科书会说，幕府代表了保守的力量，西南各藩控制的京都朝廷代表了革新的力量，其实即使是幕府一方获得了胜利，结局也差别不是很大。

大政奉還图 邨田丹陵 绘

hhh在大政奉还（1867）以后，双方之间对未来发展的差异仅仅是，上议院是不是应该由德川家领导。比较亲近德川家方面的公议派人士提出的意见就是，由各藩组成的上议院应该按照现有的幕藩体制下拥有的领地数目来分配，也就是说，德川家族将会占到最大一份，那么德川氏必然就会变成上议院的天然议长，后来元老院在明治宪法中发挥的作用实际上就会由德川家族来发挥了；而西南各藩的支持者则坚持要求，德川家族先交出他们所有的领地，然后再讨论宪政的问题。差别只有在这一点上。

hhh而德川家族在法国顾问的支持下，也已经设计出了一套绝对主义国家的体制出来；后来西南藩阀在把他们的军队交给明治天皇作为亲兵以后，采取的也是同样的做法。所以实际上明治维新真正的问题是，东部藩镇和西部藩镇之间自天智天皇时代和关原之战时代的旧仇又发作了一次。东方战胜还是西方战胜尤在未定之中，但是即使是东方的奥羽越列藩同盟，他们提出的也是奉还大政、尊王和维新的口号。也就是说，即使是奥羽越列藩同盟战胜了萨长联盟，把天皇拉到自己手里面，他们采取的实际政策也差不多，他们也必然要采取废藩置县、把各地的权力集中到、发明民族国家这一类的措施。而且江户幕府受法国人的影响比较多，萨摩受英国人的影响比较多，如果由德川幕府或者奥羽越列藩同盟来推动明治维新的话，那么集权的性质很可能会比西南藩镇推动的性质更大。

明治天皇的東京行幸

hhh对于日本的封建体系来说的话，明治维新是一个具有高度两面性的现象：一方面，它积累的各种资源现在是养兵千日用在一时，是需要拿出来用的时候，不拿出来用是不行的，就国际形势来说，时间非常宝贵；另一方面，这是一个极大的消耗，是比战国时代以来的任何一次消耗都大，比织田信长或者德川家康的经营造成的消耗都要大得多。像萨摩，自源平之战以后几百年来从来没有挪过窝，但是它所积累起来的财政资源和资源在明治维新区区几十年之内就消耗得干干净净了。鸟羽伏见之战表面上看来是西南各藩终于扬眉吐气，逆转了关原之战以后关西长期被关东压制的趋势，但是实际上，萨摩、长州两藩经过了这一次经营以后，把几百年积累下来的财富和武士的精华都消耗得干干净净。对于长州藩来说，它是把德川氏二百多年承平积累下来的资源消耗得干干净净，积下了再也没有办法还清的债务；对于萨摩来说的话，它是把德川时代、室町时代甚至到镰仓时代积累下来的更长时间的资源都消耗掉了，也是消耗到民穷财尽、无法自我维持的地步。

hhh所以后来废藩置县并不是明治本身有这个能力这么做，也是各藩有主动推动的力量。它们主动要求奉还版籍，实际上就是要求新成立的把它们留下来的这个财政上的烂摊子包起来。因为如果在这个时候不把它们包起来的话，大多数各藩，不仅是战败的会津藩和奥羽东北方面的各藩，而且还包括战胜的西南各藩，在财政上都处在破产的地步。即使是在享保改革、雄藩抬头、各藩镇的财政状态已经有了极大改善以后，明治维新和相应的现代化的战争对于它们来说也是一个破产性质的挥霍，不仅花光了它们积攒下来的财富，而且欠下的债务按它们原有的财政体系的话，至少需要几十年、多则需要一百年才能还清。如果不出来接管这个烂摊子的话，它们自己也提不出更好的方案。

长州奇兵队时代的高杉晋作（中）与伊藤博文（右）

hhh这方面的开支有一部分是由于国际军火贸易造成的。以上海为中心的远东国际军火贸易市场对远东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力，一向是受人低估的。不仅李鸿章和太平军的战争基本上是掌握在上海自由市的英美商人手中，即使是高杉晋作的奇兵队、会津藩和新选组、德川庆喜与德川家达的命运，也都是由这些商人决定的。按照德川时代的物价标准来说的话，上海进口的这些武器差不多就是天价了。各藩镇为了进口这些武器，组织一支现代化军队，所需要承担的压力之大，就相当于是路易十四时期的勃艮第公爵突然要组织一支俾斯麦和毛奇的军队那样可怕。路易十一时期的勃艮第公爵如果经营得好的话，或许能够组织一支像拿破仑时代那样的军队，但是要组织一支像俾斯麦和毛奇时代那样的军队的话，跨时代跨得太多，压力是空前的大。

hhh除了日本以外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会被这样的压力压垮的，而且即使是在日本，大多数藩国也都承受不起这样的压力。真正能够承受得起这种压力的也就是萨摩、长州、肥前三藩，再加上德川幕府本身。大多数藩国在这场可怕的动荡中间都只能靠边站，它们自己的财政实力都是承担不了这样的巨大压力的。但是仅有的这四个能够承受压力的系统，在经过鸟羽伏见之战以后，也已经陷入完全破产的状态了。

萨摩藩的洋式军备工场（1872年）

hhh明治绝对主义政权必须产生而且能够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只有这样一个政权才能够在国际上有足够的信用，才能在伦敦、巴黎和纽约的交易市场获得足够的贷款。这样的贷款是明治维新以后的改革、直到日俄战争以后的外交和战争能够获得成功的关键所在。英国人一度支持萨摩搞自己的独立体系，而法国人也一度准备支持德川家在战败以后东山再起，但是双方急于妥协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如果日本的民族国家发明不能成功的话，那么各藩所构成的体制虽然在十六、十七世纪完全可以轻松愉快地加入欧洲国际体系，但是在十九世纪已经支持不起一个民族国家所需要的信用值了。

hhh可以说，德川锁国二百年所丢失的机会窗口，必须通过明治绝对主义国家的大挥霍来弥补。明治绝对主义对日本封建体系的摧毁，实际上是在为德川时代失去的这二百年机会还债。而且日本的封建制度也算得上是树大根深了，只有它才能够还的起这个债。如果是换上了亚洲大陆的其他国家承担这个义务的话，就足以使它变成埃及，足以使它在财政上和司法上完全落入英法殖民主义之手，根本不具备建立民族国家的资格。

宪法发布略图

hhh明治以后的宪法改革就是一个“日本的日本”向“世界的日本”转化的过程，今天讲的内容则是“亚洲的日本”向“日本的日本”转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奠定了日本社会的整个基础或者说是日本社会的下半身。后来的“世界的日本”那个上半身的生长，也是建立在这个下半身的基础之上的。其实在西方的压力之下，各国的维新都是需要有一定基础的，并不完全是由策略来决定的。无论你的策略多么高明，如果你底下基础太脆弱了，支持不起，那你也是要完蛋的。而日本得天独厚的地方就是在于，它原先这几百年的封建主义的成长给它准备了一个极为丰厚的森林，使它能够承担得起明治绝对主义国家的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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