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走来，孟京辉和他的戏剧一直在时代现场。一些人眼中的孟京辉大胆、反叛、天马行空，而另一些人觉得他的剧卖得好，元素时髦，很“商业”。而他对自己的判断是，自己的戏剧有一些观看门槛，“又先锋又不太先锋”。他曾经非常愤怒，如今依然对很多事情有自己鲜明的判断，只是在很多时候，他把自己的锋芒都藏起来了。

《伤心咖啡馆之歌》：告别的朋友

位于蜂巢剧场3层的孟京辉办公室不过几十平方米，与其说这是一间办公室，不如说是一间画室兼咖啡馆，柜子上摆放着各种道具，书桌附近散落着几本书，最上面的那本是余华最新出版的小说《文城》。这是一个星期日的下午，因为工作繁忙，孟京辉直到下午3点才开始坐下来吃午饭—— 一块披萨和一杯咖啡。

他的形象多年未变，黑衣，依旧是微卷的半长头发，眼神犀利。蜂巢剧场正在上演孟京辉的《他有一把左轮手枪和黑白相间的眼睛》，此后还紧密连接着《枪、谎言和玫瑰》《狐狸天使》等新老剧目。他的最新话剧《伤心咖啡馆之歌》会在6月10日于阿那亚戏剧节首演，这部剧本来一直在北京排练，为了更好地适应戏剧节靠近大海的场地，剧组决定要前往当地进行排练，在那里，室外的光线甚至海风的吹拂，都会影响整个剧目的表达。

《伤心咖啡馆之歌》改编自以书写“孤独”著称的作家卡森·麦卡勒斯的经典小说，讲述了三个“怪人”之间的情感纠葛，学者李银河读完这个故事后，曾对丈夫王小波形容“从来没见过这么可怕，这么令人难受的东西”。但说起改编，孟京辉给出的理由是“觉得这个书名很好听”。

2019年11月24日在宁波演出《茶馆》时，孟京辉就开始阅读这个故事，并把自己阅读的时间轴一次次用漂亮的字体记在扉页上——随手记下灵感是他的一个习惯，正如他在10年后再版的《先锋戏剧档案》的最后一页添加心情笔记时所做的那样。到2021年5月11日《伤心咖啡馆之歌》开始正式排练前，他已经把这个故事读了6遍。

在这个阅读过程中，孟京辉开始把这本书想象成一个好朋友。当彻底合上书本的那一刻，他给这本书起了一个名字叫“告别的朋友”。他去找麦卡勒斯的其他小说，甚至去从她的朋友海明威、田纳西·威廉斯的作品中汲取灵感。此后他不再被原文束缚，余下的都是他自己的表达。“当你怀念一个好朋友的时候，怀念的都是他最美好的东西，在一起的时候不一定会珍惜，现在则会经常想一想他的音容笑貌——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做这个戏了。”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些天马行空的想法的确是“孟京辉式”的。

而这一次，在音乐上他又和《恋爱的犀牛》《三个橘子的爱情》时的老搭档、民谣歌手张玮玮合作了。但张玮玮最近一改以往的风格，开始沉迷于制作电子乐，这让最近才听到配乐半成品的孟京辉有点“蒙”——但音乐也是共同创作的一部分，于是孟京辉开始琢磨，让演员用身体的律动去和音乐沟通交流。总之，在一部新排练的孟京辉话剧中，只要还没有到最后一刻，一切都是未完成的状态，都要等到最终的舞台上才能最后揭晓。

狂飙突进的“先锋”到商业成功

“先锋”曾是孟京辉身上最大的标签，从当年不顾校方反对在操场上排演话剧，到实验话剧院时期的全然自我、全然反叛，再到因《恋爱的犀牛》一举成为小剧场之王，一直到近年来解构和改编名著时遭遇的争议，孟京辉觉得，自己的戏剧理念一直没有变，但问题是时代对艺术作品的评点坐标系在不断变迁。这或许才是当今观众眼中的“孟京辉话剧”既受欢迎又显得有点难懂的原因。

1989年，从北京师范学院毕业后，受不了继续当语文老师的孟京辉，考入戏剧学院导演系就读研究生。受到20世纪80年代文学和美术思潮深刻影响的他，结结实实地在学校折腾了三年。1991年，孟京辉的毕业作品《等待戈多》在戏剧学院四楼小礼堂演出，由胡军和郭涛主演，剧中有一个情节是胡军要把窗户玻璃打破，每次他们都真的打破一块玻璃，第二天再装一块新的。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选择，也是那个时代的特征，在孟京辉的回忆里，1991年某段时间的戏剧学院每天都像是在过节，十几个戏剧狂热分子用尽各种手段让观众得到陶醉和震动。

毕业期临近，本以为自己会留校当老师的孟京辉迟迟没有等来消息，此时，实验话剧院时任院长赵有亮同意让孟京辉到话剧院工作。在这里，他可以继续先前毫无顾忌的实验，导演了《思凡》《爱情蚂蚁》《我爱×××》等剧目，每个话剧都充斥着大量的癫狂、自我的气质，以及大量实验性质的舞台设计。

20世纪90年代的孟京辉有多先锋？后来主演《一个无主义者的意外死亡》的陈建斌当时正上大学一年级，他看完1991年那部《等待戈多》之后的第一感受是：根本没看懂。《我爱×××》的所有台词都是由“我爱×××”的句式构成的，由演员大声念出时会造成震撼的效果。即便难以理解，戏剧学院的优等生们还是以参演孟京辉的话剧为荣。有研究者将此时的孟京辉戏剧归类为荒诞派，认为他在那一时期的话剧创作是完全抒发自我，带有纯粹的批判性质的。正如同他在那段时期的一个典型的发言：作为一个艺术创作者，我和你有不一样的权利。

转折发生在几年后，1997年到1998年在日本留学时，孟京辉开始感受到自己过去那种极端自我的戏剧需要和更多的观众对话。他在意大利作家达里奥·福的作品中找到了他所要的那种“人民戏剧”的感觉和交流的方法，而这一切成为他未来发生变化的基础。1998年，孟京辉改编达里奥·福的话剧《一个无主义者的意外死亡》，将天津快板、电台播报等形式融入，辛辣的语言、夸张的肢体和新颖的形式造成了强烈的戏剧反差，很多台词也直指社会现实，得到观众热烈回响。

但直到此时，孟京辉的小剧场实验话剧虽然收获了一些受众，却仍然没有获得商业上的成功。1999年，孟京辉开始排演由自己的妻子、编剧廖一梅创作的《恋爱的犀牛》，剧中表达了一种几乎偏执的理想主义爱情。剧组搭建起来了，投资人的临时撤出却让他出现了20多万元的资金缺口，他找大学同学借钱填补空白，甚至想出抵押房产的招数。一波三折之下，《恋爱的犀牛》首轮演出之后居然火爆异常，排队买票的人站满了中戏附近的北兵马司胡同。最终，《恋爱的犀牛》票房超过50万元，成为中国话剧史上第一部卖座的小剧场话剧。多年后回顾，孟京辉将这部话剧的成功部分归功于廖一梅优美的文辞所造就的金句效应，许多人至今对“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念念不忘，这头倔强的“犀牛”成为中国第一部卖座的小剧场话剧。

孟京辉曾对媒体说，《恋爱的犀牛》当然也是先锋戏剧，只不过是一种控制下的作品。在小剧场话剧刚刚诞生的年代，人们经历了文化上的断层，并没有哪些人是真正的话剧观众，当年的观众正是他们这些戏剧狂热爱好者一手培养起来的，而这些人会自然而然地接受他们所提供的一切内容，会为他们的剧目买单。

而在判断艺术作品的坐标系变得越来越复杂的今天，一切都没有当年那么单纯了。孟京辉分析了当下社会在评判艺术作品时可能出现的四种情况：第一是可能受到商业影响，第二是可能在权力语境下受到肤浅观点的诱惑和滋扰，此外还有完全表达个人情感，以及完全表达艺术家扭曲变形的个人内心世界这两种方式。

“现在的判断标准是混乱的，艺术工作者要表现自己，还不能被‘拍死’；要有个人的独特性，还不能被叫做机会主义分子。这跟以前不一样，没那么容易了。”孟京辉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一边交流，一边“较劲”

时过境迁，《恋爱的犀牛》从险些夭折变成了20年来北京的“文化地标”和青年男女的爱情圣经。而在外人眼中，孟京辉也有点变了。年轻时他的性情多少有点火爆，在排戏过程中，段奕宏、袁泉都领教过他的“毒舌”，但在与世界一次次的碰撞和交流中，合作的演员、观众都觉得他的脾气越来越温和。

逐渐温和的外表之下，孟京辉的底色仍是当年那个“愤青”，他依然会坚持不放过任何一个挑衅观众的机会，2012年改编余华的作品《活着》时，孟京辉的疯狂设想是在舞台上弄一个泥坑，把主角福贵逐渐埋起来，余华则对此笑称“只要不搞出人命就好”。

如今的孟京辉喜欢用“交流”这个词，在他心中，交流不仅仅是和平的意见交换，也可以是吵架、较劲，这种交流如同舞台上那些肆意狂放的情绪，最终双方都会有所收获。他经常会在话剧演出过后举办“演后谈”，其中有的观众非常不客气，甚至和他对吵起来。这种时候他一定会抓紧时间和观众聊两句。“我愿意跟观众较劲。”他觉得两人的交流就像两股波浪，可能能达成共识，也有可能谁也说服不了谁。而他最重视的是其中的平等性，“我和他都拿着麦克风，连声音（大小）上都是平等的。虽然最后不知道他影响你了还是你影响他了，但是这交流是重要的。”

他和廖一梅的儿子今年已经17岁，曾经到乌镇戏剧节做过志愿者，但儿子对戏剧没有太大兴趣，孟京辉对孩子也没有任何多余的要求。“他才不愿意搞戏剧呢，不愿意跟我在这儿添乱。”聊起如今家长常有的“鸡娃行为”，孟京辉带着北京人特有的幽默笑出声。每次他看到诸如“4岁神童掌握了多少物理知识”之类的故事，就会忍不住想：“着什么急？我17岁的时候可没想着怎么样改变世界，都没用。”

生活中的孟京辉依旧喜欢美术，到现在还保持着偶尔画油画和速写的习惯。谈到观众是否应该进步，是否应该自我教育，他的答案自然是肯定的，并顺口举出观看古典派美术作品和现代派美术作品的例子，“你觉得达利和毕加索（的作品）怪吗？凭什么到了话剧这里，抽象和不以故事为主的表达，你就觉得怪了呢？”他一直觉得戏剧需要进步，而观众也需要去了解更多的审美传承，需要自我教育。

最近几年，孟京辉执导了老舍创作的儿童剧《宝船》，在儿童剧中也大量运用先锋元素，从不担心孩子们会对此无法接受。他说，跟一个小孩相处最重要的是对他说真话，不要让他们都瞧不起你。“别把小孩当傻子。”说这句话时，他语调温柔，却很坚定。